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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举行隆重庆典，并演唱创世史诗《密洛陀》，敲起铜鼓跳舞，歌颂密洛陀造天造地造人的丰功伟绩，有的地方还举行给密洛陀等神“还愿”
的仪式，请求密洛陀等神保佑还愿者年年平安，岁岁无灾，五谷丰登。
云南昆明地区的彝族每年夏历十月十八日都要举行“地母会”
，届时各村妇女参加祭祀，西波（彝族祭司）在会上诵《地母经》、《土地经》、《观音救苦经》等经文，祈求地母保佑妇女生育、土地肥沃，避免地震和水灾，并原谅一年中因建筑、开荒等对地母的冲犯。
阿昌族每年农历二月初五，要祈求地母护佑村寨平安，五月二十八日要祈求地母保佑牲畜兴旺，六月二十五日要祈求地母保佑五谷丰登、粮食满仓。
活动中，所有村民都不得动土，也不能舂米。
云南澜沧地区的拉祜族到了春季，在祭祀上放置具有农事特点的稻谷和桃花、李花，并吟唱《牧帕密帕》祭祀女神厄莎，让厄莎庇佑农作物得到丰收。
珞巴族农耕祭祀中的对歌，唱的也是关于农业的起源及男女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如名叫“虾依亚李波”
的歌中唱道：
我们女子不育成种子，学会种庄稼，你们男子怎么能喝上这样甜蜜的美酒？没有花蜜蜜蜂自然不会甜，没有我们女子育成种子，人类也不会有像今天这样多的粮食吃！
[12]
女娲以及各民族的大母神最初的形象是人类与自然万物的双重母亲，是一个有着庞大的女性**的母性与女性形象，是伟大的母亲神。
但随着神话的演变，汉族及一些少数民族神话中，女娲成为了伏羲的妻子，以副神的身份生育儿女，所以很多民族都有着水灾后伏羲和女娲兄妹成亲结为夫妻的神话。
与之相随的是，女娲的神格和神职不断增加，女娲补天、制笙簧，创造了种种伟业，在母亲神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文化英雄的神格。
可以说，关于女娲的神话活跃于各民族、各种文本以及口传神话之中，其身份和事迹丰富、庞杂，由于神话本身记载简略，后世又多有附会和粘连，因此今天的文字文本和口传文本呈现出来的面目十分繁杂。
但是，这些都是由女娲母亲神的神格派生出来的，并非是其最原初的形态，可以说，“如果不加讳饰，还事物以本来面目，那么这位‘古之神圣女’、人类伟大母亲女娲，最原始的面貌便是女性**。
其他一切‘花里胡哨’，都是后来的缙绅先生涂抹的脂粉。”
[13]
通过以上种种解读，我们可以得知，中国神话中的大母神不但是人类之母，还是大自然和大地本身。
甚至，“大母神不仅给予生命，同时也给予死亡”
。
据考古研究发现，女娲的画像普遍存在于死者的墓葬中，这可能是女娲与死亡有着一定的联系。
女娲人首蛇身，而蛇本身就是冥阳两界的沟通之物，是由生入死、由死入生的象征。
同时，作为大母神，本身就隐含着一切事物孕育自女神的子宫或身体，最终一切将回归女神子宫之意。
而希腊神话中，大母神盖亚也是一位蛇女神，“也是大地深处的幽暗的塔尔塔罗斯、爱神厄洛斯”
的根基，塔尔塔罗斯在希腊文中就是指地府。
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的生与死以及自然万物的生与死，都是大母神的创造力和破坏力在本质上的统一表现，大母神是创造万物和包容万物的超人类的自然力量的象征。
舍勒曾写道：“女人是更契合大地、更为植物型的生物，一切体验都更为统一，比男人更受本能、感受、爱情左右，天性上保守，是传统、习俗和所有古旧思维形式和意志形式的保护者，是阻止文明和文化大车朝单纯理性和单纯‘进步’的目标奔驰的永恒制动力。”
[14]正因如此，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寻根和女性主义运动常常从无限古老的大母神那里寻找人类的文化源头，由此而产生了女神复兴运动，并希望通过文化寻根和女神回归寻求对当代西方文化危机的拯救。
“女性用自觉的社会性别视角重新审视古代神话，这种视角的变换会给女性带来把握自己身份的全新契机。
只要神话不再是由男性成见所反射的镜，那么女性就能够从神话中找到自己真实的过去。”
[15]从远古时代起，中国神话中自然就是作为女性而存在的，自然的循环和妇女的月经周期表达着人与自然万物的互相联系和关连，以及连贯、循环、严整的世界秩序。
可以说，这种大母神之下的连贯、循环、严整的世界秩序，就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它一面植根于人的心灵深处，一面又体现出宇宙活动的节律，是女性的自由、丰腴与自然的自由、丰腴，是女性与自然最真实、最自在的存在。
[1]叶舒宪：《高唐神女与维纳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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