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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按学理说，要讲对错，如果史学没有“错”
，盛先生其实也就挑战了他专长的经济学。
有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其实早已与盛洪先生产生了共鸣。
英国史家汤普森（E.P.Thompson）大约在20年前曾指出：工业化社会的观念未必适用于理解更早的社会。
比如“经济”
这个范畴，对18世纪的英国，就不具有今人认知中那么大的诠释力量；因为生活在18世纪的英国人的“希望和动机是不能用与该时代不相属的经济概念来解释的”
。
[9]可知西人早就在“试图用经济学去剖析历史”
了。
汤普森是史学家，所以他未敢上升到从根本去怀疑经济学的是否“错”
，但他知道最好改用对历史更有诠释力的范畴。
合汤普森与盛洪先生之所见，经济学诠释力最强的方面，恐怕还是在经济范围之内。
但经济学家盛洪先生的挑战，无疑会促使历史学界多层面的反思。
作为史学学人，我衷心感谢盛先生。
（原刊《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6期）
[1]盛洪：《经济学怎样挑战历史》，载《东方》，1996（1）。
[2]转引自耿云志：《胡适年谱》，198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3]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26年10月8日（原书无页码）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
[4]新文化人周作人早就说过：“虽然文化侵略未必尽真，总之此种文化带有国族的影子，乃是事实。”
周作人：《苦口甘口》，15页，上海，太平书局，1944。
[5]A.E.Campbell，“TheParadoxofImperialism:TheAmeriWolfgangJ.Mommsenaerhammel，eds.，ImperialismainuitiesandDisuities（London，1986），pp.33-40，特别见pp.35-36。
[6]章太炎：《五无论》，载《民报》，第十六号（1907年9月）。
[7]关于19世纪及20世纪初西方尚武心态是在中世纪价值观念影响之下，参见J.A.Schumpeter，Imperialism（Oxford，1919）;ArhePersisteheime（NewYork，1981）。
[8]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311～312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9]转引自沈汉：《爱德华·汤普逊的史学思想》，载《历史研究》，19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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