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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史学界另一个不好的倾向，就是空论和新见奇论日增，假设的大胆远超过求证的小心，远未达到孔子所说的“言有物”
的标准。
有些口吐真言式的空论新论多少也受西人影响。
西人近年好说治史不可能“客观”
，任何史家必受其所在时空及心态、学养等多方面的影响。
此说自有所本，尼采关于意识即不可逃避的特定文化和语言所造成的个人不言部分的表现这一经典解释，就直接支持了至今流行的“知识都是有偏见的”
这一观念。
这个问题太深远，非这里说得清楚的。
但即使确实如此，也提倡不得。
我们今日治史，千万不能迷信西人这一理论。
倒不如提倡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
的精神。
余英时先生说：“正因为我们有主观，我们读书时才必须尽最大可能来求‘客观的了解’。”
[8]这是见道之言。
取法乎上，尚可期能得其中；有追求客观此一念存，学人有意无意间即有所自律，即使有时兴之所致，无意中不免附会穿凿，还不致太离谱。
从主动一面看，治学也如做人，总要存高远一些的目标，努力向之趋近，庶几不致为小见所误导。
这大概就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之意吧。
从被动一面看，胡适曾教人以做官之法治学，以谨慎不出错为宗旨，就是一种着眼于学术戒律的防卫性自律心态。
关键在于，若不悬追求客观这一不可及的目标，不讲学术戒律者就真是如入无人之境了。
要做到“言有物”
并接近客观，同样必须落实在实证之上。
这些问题或者更凸显了许多人早已在哀叹的“史学危机”
。
不过近年史学界也略有兴旺的景象，那就是不少其他学科的学人对史学的兴趣逐渐浓厚起来。
思想史的研究，早已是哲学出身的学人在唱主角，近年又有相当部分素质颇高的中文出身的学人参与，提出不少新见。
经济学人盛洪先生对史学的新兴趣，又是一个鼓舞人的迹象。
的确，史学到今日的局面，已不可能不走跨学科的路径。
不过，除了集体协作外，实施跨学科研究的前提是研究者受过系统的多学科训练，否则要跨过去实难。
没有多学科的训练而贸然尝试跨学科的研究，用句不太雅训的话说，或难出始乱终弃的结局。
我在本文中杜撰了“学族主义”
这个词并两用之，实是受盛先生因为“不能长期默许减弱经济学解释力的修正”
就顺口判定历史或史学“错误”
这样一种敬本业的立场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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