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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书契之兴,朴略尚质,面称不为谄,目谏不为谤,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于恳诚而已。
斯道稍衰,奸伪以生,上下相犯。
及其制礼,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
于是箴谏者稀,情志不通。
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过。
这段话就是典型的士人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交融并存。
“书契之兴,朴略尚质”
的上古时代是历代士人梦寐以求的政治状态:君臣之间可以像朋友一样坐下来商谈治国方略,臣子有不同意见可以直接表达,大家均以赤诚之心相待,这里没有谄媚与毁谤。
士人阶层从春秋战国之际产生之日起就怀着做“王者之师”
“帝王师”
的梦想,希望凭借自己掌握的“道”
可以规范和引导君主所拥有的“势”
,这样便可以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
这是一种士人乌托邦精神。
然而社会现实却是“君道刚严,臣道柔顺”
的,情志不通,上下相犯,正直敢言的臣子常常会因为冒犯皇帝而惨遭杀戮。
这样的事例在汉代可谓俯拾皆是。
在这样的情况下,士大夫只好用诗的方式“颂其美而讥其恶”
——这正是儒家意识形态的主要任务。
从郑玄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乌托邦是士人阶层的最高精神追求,而主流意识形态则是他们不得已而求其次的现实追求。
从这个角度来看,以毛、郑为代表的汉儒之说诗,正是士大夫阶层建构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努力,在当时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
有鉴于此,我们就不应因为汉儒没有按照今天的文学标准来阐释《诗经》作品而贬低乃至嘲笑他们。
(三)文人趣味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雅化追求
从东汉中叶以后,在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中“雅俗”
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评价标准。
文人士大夫在诗文书画的创作与欣赏中时时唯“雅”
是求,形成了以“雅”
为核心的文艺思想系统。
从我们所持的主体视角来看,这种雅化追求乃是文人趣味的集中体现。
故而从文人趣味角度来审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视角。
趣味是一种介于思想观念与感受体验之间的主体心理倾向,是人们凭借直觉来判断事物美丑妍媸的心理依据。
趣味是一种综合性心理现象,熔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感觉、体验于一炉,决定着人们的审美判断。
文人趣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都是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的主体心理依据。
文人趣味的产生有赖于“文人”
身份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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