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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文人场域的形成对社会来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会大大促进各种文学艺术门类的形成、发展与成熟。
文人趣味对魏晋南北朝之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正是这种趣味所决定的文人们在诗文书画方面永无止境的“雅化”
追求导致了各种文学体裁的独立与成熟，也导致了诗文书画风格的丰富多样。
在此基础上也就形成了文学艺术评价标准的不断精细化与多元化。
诗文书画能够各自成为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艺术形式，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各种文学艺术的活动“场域”
都有赖于文人趣味的形成。
因此，如果从文人趣味的视角来考察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历史演变，我们就会有许多新的发现，也许会纠正某些偏颇之见。
下面我们仅以学界关于“文学的自觉”
的理解为例来说明这一视角的重要性。
现代以来，学界长期有所谓“文的自觉”
或“文学的自觉”
之说，此说虽然较为粗疏，缺乏对过程的细密梳理与语境化分析，但作为整体感觉，大体近是。
然而与之相匹配的另一说，即“人的觉醒”
说，就不那么站得住脚了。
所谓“人的觉醒”
是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
的基本特征而提出的，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云：
那么，从东汉末年到魏晋，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
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
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
但这种觉醒，却是通由种种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途径而出发、前进和实现。
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
[1]
按照李泽厚的思路，是“人的觉醒”
导致了“文的自觉”
，因此“文的自觉”
是以“人的觉醒”
为内核的。
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首先，“人的觉醒”
是一个极为含混的说法，李泽厚设定了一个“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
，人们既然处于蒙昧主义遮蔽之中，那么“觉醒”
就顺理成章了。
然而，两汉真的是“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
吗？如果不认真阅读两汉史籍，而仅读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一类的书，很可能会得出这样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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