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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且不说武帝之前士大夫那种秉承于战国时期的游士精神依然存在，即使是武帝“独尊儒术”
的半个世纪之后，到了西汉后期，孔子学说、儒家正统思想也还是受到来自那些实干的政治家们的严重质疑[2]，更遑论后起的“谶纬”
之说了。
读读《汉书》《后汉书》就知道，真正使“谶纬”
之说盛行起来并在士大夫阶层中获得广泛影响的是光武帝刘秀，但即使在这一时期，也还是有士大夫公然表示对谶纬的轻视。
诸如桓谭、王充一类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士人大有人在。
谶纬之说，只是在重大政治事件中，特别是涉及皇权时才会被渲染、利用，在一般的政治事务中很少会被提及，至于日常生活，其影响就更是可以忽略不计了。
因此“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
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真正对两汉，特别是东汉人们的“活动和观念”
具有重要束缚作用的不是谶纬神学，而是名教伦理。
从西汉中期开始的儒学独尊运动，终西汉之世基本上都是停留在书本层面，即在精神文化领域确立起经学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未能使之落实为人们的日常伦理。
只是到了后汉，经过帝王与士大夫的共同努力，经学才渐渐落实为社会意识形态，成为人们生活的基本原则，从而严重束缚了人们的心灵。
魏晋的玄学以及士大夫“越名教而任自然”
的种种举措，都可以视为对这种束缚的挣脱。
然而，这却不能说是“人的觉醒”
。
什么是“人的觉醒”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口号式的、缺乏学理依据的说法。
如果说在人类历史上有些进步勉强可以名之曰“人的觉醒”
的话，那么这也一定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而不是某种一次性现象或事件。
如果非要讲“人的觉醒”
，从有可靠文字记载以来看，则西周贵族大约是第一次。
以前人们过于信天命与鬼神，西周贵族从自己的政治实践中感受到人的行为的重要性，认识到“皇天无亲，唯德是辅”
的道理。
所以在统治阶层中大力提倡道德自律，主张“敬德保民”
，从殷人的“敬鬼神”
而转为重视人的道德修养，也就是说，认识到人的人格修养、道德规范的重要作用。
孟子尝言，“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
，伦理道德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最重要的标志，因此周人对道德的空前重视，乃可视为中国历史上“人的第一次觉醒”
。
到了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由于统一的政治格局被打破了，诸侯各自为政，政治上的多元状态也就导致思想文化上的多元并举。
诸子之学都可以看作“人的觉醒”
，至少是某一方面的觉醒。
儒学是继承了周代贵族精神，继续弘扬人的道德价值；老庄之学意识到人的自然本性的首要意义以及人与自然的同一性；杨朱之学强调个体生命的可贵；墨家之学彰显社会的整体性、同一性，重视协作友爱精神；法家则依据人的本能欲望而立论……这些都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自觉。
因此以儒道两家为代表的诸子百家之学可视为“人的第二次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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