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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贵族时代的文艺或审美活动并不是后世意义上的文艺和审美，而是一种具有直接的政治意义的精神活动。
在这种精神活动中，人们所获得内心体验，如平静与和谐的感觉，与社会结构的稳定与和谐具有深刻的同构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中国古代贵族阶层所创造的礼乐文化系统中的文学艺术，即诗歌、音乐、舞蹈、青铜器皿及其花纹图案等，都是贵族等级制的符号表征，是带有明显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的文化形式。
如此看来，中国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文学艺术属于礼乐文化的一部分，本身就是一种贵族意识形态，具有很强的政治功用性。
这里的文学艺术具有高度的同一性，都是周代贵族制度与意识形态的符号化形式。
因此，要研究作为礼乐文化系统的文学与艺术，就可以而且有必要采取一种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从而揭示其整体性特征。
这显然是单纯的“文学史”
或者“艺术史”
所无法做到的。
这恰恰是“文艺思想史”
的任务。
把文学艺术思想看作在一个时期里与政治、宗教、哲学、历史等观念形态处于交融互渗之中的话语系统，力求在各个门类之间复杂的“互文性”
关系中揭示文艺思想的深层意蕴，此为“整体关联性”
视角的又一个重要体现。
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研究可以说开创了中国现代以来把文学思想与哲学思想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先河。
他说：“如果说西洋文学批评之所以精深严博，是因为有它的哲学思想的理论根据；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也是深深地和当时的哲学思想有密切关系的。”
[4]这无疑是方家卓见。
我们以往的“文学史”
“文学批评史”
或者各种“艺术史”
等，习惯于采用一种“剥离法”
进行研究。
所谓“剥离法”
就是在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中苦苦爬梳、细细翻检，把那些按今天的学科分类属于“文学”
或“艺术”
的材料挑选出来，然后分门别类加以排列、阐释，从而形成了一个线索清晰的“××史”
。
这种研究范式长期占据着我们学界的主导地位，至今依然有很大的影响。
这种研究的优点是条理分明、清晰，来龙去脉让人一目了然，而缺点是人为“建构”
色彩明显，遮蔽了文艺思想与其他各种思想形式之间的种种复杂关联，难以反映文学艺术发展演变实际的历史过程。
例如，我们前面谈到的先秦文艺思想，且不要说周代礼乐文化原本就是一个严密的整体文化系统，其中的诗歌、音乐、舞蹈都不是作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存在的，倘若用“剥离法”
来研究势必严重影响对它们的价值与意义的准确把握，即使是诸子百家的文艺思想，也是其整体思想难以分拆的一部分，因此综合性研究同样是必要的。
就拿儒家的文艺思想来说，就完全是儒家政治理想、道德观念、人生旨趣的直接表达，这里并没有什么“学科分类”
。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论语·泰伯》）是讲人的修身过程，在这里诗歌与礼之规定、音乐都是修身的必要手段，各有各的不可或缺的功能。
这就意味着，在先秦时期，文艺思想史实际上就是从一个特定角度来书写的文化史或者思想史。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有文化史、思想史的视野才有能力来研究文艺思想史，即如孟子的“知人论世”
之说，是稍有文学史知识的人都耳熟能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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