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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诚”
与“道”
确然是相通的。
但是，二者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
《中庸》之“诚”
虽受老子之“道”
启发而来，但毕竟是儒家的概念，它既有“道”
的自在性、无限性，又带有儒家的伦理色彩。
对圣人而言，“诚”
即天赋之性，对常人而言，它又可通过慎思审问的道德修养而获得。
老子之“道”
，只有通过“损之又损”
的自我解构，恢复心灵的本然状态方可体悟，这是退的功夫，《中庸》之“诚”
则须经过明德尽性的自我建构，达于理想的人格境界方可获得，这是进的功夫。
因此，老子高标一个“道”
，乃是号召人们返回古代朴素的原始状态。
《中庸》高标一个“诚”
却是要人积极进取，建构理想的社会秩序。
《中庸》说：“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
《中庸》的理想社会依然是礼乐社会、仁政国家。
其有取于老子者，仅在于以自然法则作为人类社会价值原则的最后依托这一点。
在《中庸》看来，只有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积极地完成自我人格，才有可能符合自然法则。
这与老子的思想是大不相同的。
第二，儒、道思想的这种合流的必然性是什么呢？由于《中庸》的作者具体是怎样接受老子道论之影响的已无任何可资查考的材料，对这一问题我们只能从士人阶层的社会心理的变化角度略为阐释。
子思去世于公元前402年，按史学分期已是战国时代，如果《中庸》为其门人后学所为，则时代更要晚些。
此时的社会状态与孔子时代已有很大不同。
周王室愈加衰微，群雄争霸的战争更为激烈，像孔子那样以周代礼乐制度为社会理想也更加失去现实意义。
整个士人阶层或成为急功近利的纵横家，或成为为君主设计治国之术的法家。
道家由自然无为而演化为适性逍遥。
墨家由兼爱尚同演化为名理之学。
儒家则一方面遁入内心世界，大讲存心养性；另一方面又超然尘世之表，寻求形上价值本原。
《中庸》云所以接受老子道论影响，正是基于这种心态的变化。
从表面看，《中庸》大讲“赞天地之化育”
好像是张扬了主体进取精神，但这种空泛玄妙的人生理想较之孔子那实实在在的人伦准则，在政治的意义上其实是一种退化，是主体性削弱的表现。
考之中国历史，凡是士人阶层干预社会的进取精神有所减弱时，往往是学术上玄言奥义昌盛之时。
汉代的经术、六朝的玄言、中唐的佛禅、宋明的性理，莫不如是。
《中庸》援道入儒，在学术领域上大大拓展了儒学，但就士人的主体性而言，较孔子及其弟子是远有不及了，这也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件颇可玩味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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