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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钟嵘的“直寻”
说,都是强调真情实感在诗文中的本体地位。
宋明理学对“诚”
的重视影响到文学价值观,便形成了“贵真”
风气的又一次**。
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李贽对阳明心学特别是左派王学的自觉弘扬上。
在《明灯道古录》中,李贽论“诚”
说:“故诚者,其道自然,是谓至善,是以谓之天也。
诚之者,之其所自然,是谓“择善”
,是以谓之人也。”
这种观点与《中庸》的观点一脉相承,而其明确将“诚”
释为“自然”
,则道家色彩更浓了。
但李贽所关注的不是作为“天之道”
的“诚”
,而是关于“人之道”
的“诚”
,这便是他那著名的“童心说”
。
他说:“童子者,人之初也。
童心者,心之初也。”
[57]在他看来,这种“心之初”
乃最为宝贵,最为真诚无伪的心体,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外来的“闻见”
“道理”
入于内,于是“童心”
渐渐失去。
人们在著书立说、为诗作文时就不免要说假话了。
因而他极力主张要恢复那“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
,恢复“真人”
并呼唤表现真心的诗文。
童心、真心就是诚的境界,在童子,这种“本我”
之心自然存在,在成人则要去寻找它,这寻找的功夫就是“返身而诚”
的功夫,就是“择善”
的功夫。
从这一思想逻辑中我们不难看出,李贽的“诚”
实际上已不是外在于人的宇宙本体了,他所谓“天之道”
不过是强调“诚”
的本然自在性而已,这不是外在事物的自在性,而是心的自性。
自然而然,与生俱来的“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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