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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人远鉴，归之自然。
万物为一，四海同宅。
与彼共之，予何所惜。
生若浮寄，暂见忽终。
世故纷纭，弃之八戎。
泽雉虽饥，不愿园林。
安能服御，劳形苦心。
身贵名贱，荣辱何在。
贵得肆志，纵心无悔。
曹诗表现一种建功立业的豪情，为了建立功业，报效国家，可以不顾父母妻子，这显然不符合以孝为核心的名教纲常，可以说是表现了通脱精神的。
在这里，功名是至高无上的，即使为此献身也毫不足惜。
嵇诗所表现的意旨则截然相反。
其诗为送兄从军之作，照说应激励他有一番作为，但诗的主旨却是“身贵名贱，荣辱何在。
贵得肆志，纵心无悔”
的消沉论调。
其所向往之自然，乃是与功名相对立的价值取向。
二者的区别是再明显不过了。
建安诗人建功立业的志向可以说是儒家传统救世精神的继承，但其间也有很大差异。
先秦儒家的救世精神表现为重新安排社会、塑造君主、建立合理的社会价值体系。
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
建安诗人的建功立业志向只是要有所作为、博取功名而已，这是一种很现实的功利主义目的。
与先秦儒者相比，建安诗人的境界要低得多了。
正始名士的自然无为思想源于老子，但二者亦有境界上的高下之别。
在老子那里，自然无为是一种救世之术，是为消弭战乱、伪善、欺诈、犯罪等不良现象而设计出的根本性措施。
尽管它与道相联而带上某种形而上色彩，但它本质上是入世的，是形而下的。
到了正始名士这里，自然无为完全失去了它的外指性功能，成了一种纯粹个体性的人生态度。
它本质上是放弃去干预、规范社会和君权的主体精神，将人还原为自然之物并在俯仰于万物变化之中而获得安身立命、精神解脱之所，建安诗人与正始名士的人生态度不同，二者之诗歌风格也就不同。
（三）二者所标示的“文学的自觉”
程度不同
如前所述，“文学的自觉”
是一个过程。
“建安风骨”
与“正始之音”
分别代表了这一过程的两个阶段。
从程度上来看，“建安风骨”
较之“正始之音”
更远离了文学对社会政治、伦理的依附性，更进一步从工具主义文学观念中挣脱出来，因而也就更多地带上了个性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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