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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淡”
“远”
“飘逸”
“空灵”
“闲放”
“自然”
等为基本价值范畴，其呈现的是一个远离尘世的精神境界。
盛唐士人满腔建功立业的豪情，以事功为上，诗文为下，大都有“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
的心理，故其在审美趣味上以“雄健”
“豪放”
“沉郁”
“兴寄”
“奇崛”
“兴象”
为基本价值范畴，其中所隐含的是一种积极的入世精神。
钱穆先生以史学家的眼光看这两种迥然不同的审美趣味之社会原因，其云：“汉末，王纲解纽，士大夫饱经党锢之祸，借门第为躲藏所，寒士无门第，则心情变，社会私情，胜过政治关切，新文学亦随之而起……两晋以下，《昭明文选》所收，循此风流、有沿无革。
其作者莫非政治人物，而见诸篇章，则皆社会私情，八代之衰，主要在此。
唐兴，乃思改辙，实求复旧。
陈子昂感遇诗开其端……李白踵起……此皆欲挽魏晋以下文人积习，返之周孔政治上层治平大道之公，以为所志所咏当在此。”
[1]由此可知，汉末六朝文学乃以个体之私情为本，盛唐文学则以治平理想为本。
士人社会价值观念不同，其审美趣味也就大异。
（四）唐前期之古文理论
骈文与古文之别看似仅是文学形式与风格的问题，实则反映着士人阶层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价值观。
士族士人的削弱与庶族士人的崛起始于隋代，故古文理论亦在隋代即已肇端。
文中子王通为一时大儒，他从儒家经世致用的价值观出发对六朝繁靡**巧文风予以抨击，提出诗文应贯道济义的主张。
其云：“言声而不及雅，是天下无乐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
（《中说·王道篇》）又云：“古之文也约以达，今之文也繁以塞。”
（《事君篇》）李谔在《上隋高祖革文华书》这篇声讨六朝文风的著名檄文中对那种浮艳夸饰的骈体文进行了极有力的批判。
更值得重视的是，隋代统治者出于治国需要，也自觉抵制六朝文风，甚至动用了行政手段。
据李谔所言，文帝开皇四年曾“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
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
莫不钻仰坟集，弃绝华绮”
（《隋书》卷六十六《李谔传》）。
入唐以后，一批活跃于文坛的庶族文人继承了隋代古文理沦。
唐初四杰、令狐德棻、魏征、陈子昂、刘知几、卢藏用、萧颖士、李华、独孤及、元结等人均发表过类似主张。
他们基本上都否定六朝华艳不实的文风，主张文章应以经世致用为目的，应以三代两汉之文为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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