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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盛唐气象与魏晋风度
在中国古代，士人心态不仅是决定着学术思想的直接主体因素，而且它还升华为特定时代的审美倾向。
唐代士风异于魏晋南北朝，唐代审美精神故也与之判然有别。
六朝文化以士族文人为主体，士族文人始终努力与君权保持某种疏离，故而六朝文化以老庄之学为主导，其审美精神则倾向于冲虚飘逸；唐代文化以庶族士人为主体，庶族士人崇尚经世致用之学，故其审美精神倾向于充实雄健。
如果用魏晋风度来标示魏晋南北朝审美精神的主导倾向，那么它所代表的是一种阴柔之美、空灵之美；如果用盛唐气象来标示唐前期审美精神的主导倾向，则其所代表的是一种阳刚之美、雄浑之美。
对于魏晋风度与盛唐气象以及二者分別代表的士人心态可从下列方面加以比较。
其一，二者都可以说是某种精神解放的产物（这里“精神解放”
一词不是在现代意义使用的，它仅表示在精神文化发展中那种由束缚到舒展的转变过程）。
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确呈现一个由紧到松、由收到放的转变过程。
对于这一点甚至连宋代理学家都注意到了，如程颐就说：“学者后来多耽《庄子》。
若谨礼者不透，则是佗须看《庄子》，为佗极有胶固缠缚，则须求一放旷之说以自适。
譬之有人于此，久困缠缚，则须觅一个出身处。
如东汉之末尚节行，尚节行太甚，须有东晋放旷，其势必然。”
（《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近人章太炎亦云：“文、明以降，中州士大夫厌检括苛碎久矣。
势激而迁，终以循天性，简小节相上，固其道也。”
（《检论》卷三）儒学在汉代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渐渐向两个方面发展，一是证明君权神圣性的神学目的论；二是以“三纲五常”
为核心的名教。
这种在先秦充分体现了士人乌托邦精神和文化制衡意识的学说，经过统治者的改造，变成了严重束缚人的精神与行为的无形枷锁。
三国时期，各割据王朝又崇尚法家统治之术，这同样是对人的束缚，故而到了魏末晋初，随着世家大族势力的膨胀，士族文人便开始以玄学为武器来消解儒家的神圣性了。
魏晋风度是玄学精神的审美化呈现，是士族文人拒斥名教、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精神自由的产物。
唐代士人的精神解放则是以另一个意义上来说的。
这就是庶族士人渐渐获得了发言权。
在六朝时期，庶族士人不论才能如何，始终处于主流精神文化的边缘，他们只有使自己的学术思想、文艺创作进人士族文人的话语系统中才会受到社会的认可，因此他们的文化意识和创造精神如同他们的政治热情一样，长期受到压制。
唐代统治者为扩大其统治的社会基础采取了一系列抑制豪门世族、招徕、重用庶族士人的政策，这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精神文化上对庶族士人而言都具有一种解放的意义。
其二，二者所隐含的价值取向截然相反。
尽管魏晋风度与盛唐气象均得之于精神的“解放”
，但这“解放”
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和效应。
魏晋之际的精神解放本质上是士族对君权的抗衡，故其结果是导致精神对社会政治的背离与超越。
唐初的精神解放本质上是庶族士人在君主的帮助下获取话语权力，故其结果是导致精神对社会政治的认同。
魏晋风度赖以生成的文化价值观是超越社会政治伦理层面而向自然宇宙和形上价值领域的趋近；盛唐气象所赖以生成的文化价值观则是对社会政治伦理价值的积极建构，是从天国向人世的还原。
魏晋风度所昭示的是士族文人基于政治、经济上的特权地位而维护在文化上、审美上的贵族趣味的潜在动机；盛唐气象所显现的却是庶族士人基于其政治、经济地位的改善而寻求在文化上、审美上获得发言权的深层目的。
其三，在审美趣味上，魏晋风度与盛唐气象截然相反。
六朝士人出于拒斥社会政治、逃避社会现实、保持独立精神人格的潜动机，在审美趣味上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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