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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唐纪四十》）
由此可见，佛教势力对唐朝的政治、经济都构成了极大破坏，对此、以维护君权统治为己任的士人阶层自然不会视而不见。
总之，安史之乱之后唐朝进入衰落时期。
君主的荒**无能、宦官的擅权干政、藩镇的拥兵割据、佛教的繁兴漫衍都对社会文化的主要承担者——士人阶层构成极大刺激，使他们的心理处于失衡状态。
他们不能再像唐前期士人那样坚信君权的牢不可破，满怀热情地去为朝廷，为国家建功立业，歌功颂德了。
他们已觉察到君主之不可恃，觉察到国家正滑向毁灭的深渊，于是他们要振臂而呼，拍案而起了。
他们要依靠士人阶层自身的力量，亦即依靠精神文化的力量来制衡君权、整合社会，力挽国家之颓势了。
恰如春秋战国时代周王室的衰微，周文化的崩溃激发起先秦士人阶层以天下为己任的高远志向一样，唐代社会的中衰也激发起一批有社会责任感的士人的主体意识和文化制衡精神。
唐中后期出现的诗之新乐府运动，文之古文运动，思想学术之儒学复兴运动，都是这种主体意识与文化制衡精神的话语表征。
（二）韩愈之论“道”
在文学方面，韩愈是古文运动的要代表人物：在学术思想方面，他又是儒学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
在韩愈这里，这两种运动是和谐统一的，古文乃其表，儒学乃其里，而“道”
又是其儒学思想的核心范畴。
何为“道”
？韩愈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
（《原道》）就是说，其所谓“道”
乃是仁义之道，是依据儒家价值准则来做事。
韩愈的“道”
论有下列两层目的。
其一，试图以儒家价值观来统一文化学术，拒斥道释思想。
在《原道》和《论佛骨表》等文中，韩愈对道释思想进行了激烈抨击。
他所敌视道释者主要有两点，一是其出世思想。
他说：“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
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
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
（《原道》）这就是说，儒家的治心功夫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而道释的治心功夫却是使心归于“清静寂灭”
从而“外天下国家”
。
这是韩愈辟佛道的主要原因，也是后来宋明理学家辟佛的主要原因。
观之唐代士人大都有取于佛禅思想，即如一生关注世事之杜甫，倡导新乐府运动之白居易，与韩愈齐名的古文家柳宗元都曾出入释教。
一般说来，唐代士人虽大都有取于佛学，但极少全心全意信仰的，他们的主要热情是在仕途上，佛学只不过被他们当作一种高级的心理调节之术，倘有仕途蹇滞、人生坎坷，则用以自我解脱。
如果是在太平盛世，佛道思想对于个体精神之域可以说起到了丰富的作用，而对社会国家亦无大害。
但在中唐以后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士人阶层要弘扬入世精神去拯救世界，自不能容忍佛道的消极避世，韩愈之辟佛盖因于此。
另外，佛教的泛滥，僧众的激增给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危害，这是韩愈辟佛的又一个方面。
其云：“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
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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