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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道》）这是从社会经济生产与消费的角度来论佛道之害。
因此，在韩愈看来，只有用儒家正统思想来统一社会文化价值观，从根本上消灭佛释老庄之学（“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
），才能拯救国家。
这与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
有相近之处。
只不过一是在盛世寻求建立统一的社会意识形态，一是在衰世寻求救世之术而已。
由此可知，韩愈的“道”
论，乃是唐后期士人在社会危机的刺激下，欲以儒家思想来拯救国家这一动机的表现。
其二，韩愈高扬儒家之道，还出于唐后期士人阶层欲对君权进行文化制衡的目的。
这体现了士人阶层主体意识与社会使命感的增强。
这主要表现在韩愈建立“道统”
的努力上。
其云：“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原道》）从这段话来看，韩愈的确有接续道统，以道自任之意，但这并不是自大狂的臆想，而是基于对文化思想发展史的清醒认识。
中国古代社会在西周之前，“道统”
与“政统”
完全统一在一起，并没有一种独立于社会政治之外的文化存在。
在儒家看来，尧舜禹汤文武都是圣人与君主的统一体，“道”
在他们那里不表现为言辞而是体现在政事和个人行为之中，这是儒家最高人格理想，亦即所谓“内圣外王”
之道。
周公以人臣而承道统，可谓一个转折。
但他是执政者，故“道统”
与“政统”
仍未分离。
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微，诸侯称雄。
士人阶层在乱世中产生，于是学在民间，士人的思想代表——先秦诸子各标其道，“道统”
与“政统”
分为二橛。
儒家远绍三代、宪章文武，以天下为己任，并为重新塑造理想君主而努力，故而孔孟之道成了先秦儒家士人制衡君权的思想武器。
秦汉以后，君主或崇尚法家、或王霸杂糅，再也没有出现过儒家理想中集圣王于一身的人物；儒家士人的思想代表或务心于章句训诂，或“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
，再也没有出现过孔、孟那样卓然秀出的大思想家。
故而韩愈所论并非无稽之言。
苏轼言韩愈此论：“能将许大见识寻求古人。”
石介认为“孔子后，道屡塞，辟于孟子，而大明于吏部。”
（《尊韩》）程颐谓韩愈“其言虽未尽善，然孟子之后，识道之所传者，非诚有所见，不能断然言之如是其明也，其识大矣”
。
（《论书篇》）朱熹亦言“韩退之则于大体处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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