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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后期士人心态与古文运动(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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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今之君主并非圣人,自然更应有所师从了。

除了这一目的之外,韩愈亦与孔孟一样,要做士人阶层的精神导师。

那么,韩愈为什么敢于不顾他人之讥笑嘲讽而“抗颜为师”

呢?他是要像孔、孟那样成就一个道统,亦即确立一种社会价值观体系,从而向上规范君主,向下教化百姓。

“道”

不能独行于世。

它必须因人而存,“师”

即传道之人,因此,欲行大道,先要弘扬师道。

韩愈要冒风险而为人之师并著《师说》以论之,目的即在为人们做一个表率,使社会重振尊师重教之风,这样方能将天下士人从追名逐利的昏昧之中唤醒,使他们在仕途之外别开一个精神领地。

如此,士人阶层方能成为精神文化的主体,“道”

的主体,才能作为一股强大的势力去影响社会政治。

因而,韩愈之论“师”

,正是遵循了孔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的遗训。

他有志于行古人之道,目的是继承古人以道制势的文化主体楕神;他敢于抗颜为师,目的是号召士人阶层振奋精神去做道的承担者,而其道论师说之要义则在于重新安排社会价值秩序,这是传统儒家救世意识的体现。

(四)韩愈的古文理论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和代表者。

他倡导古文亦如其提倡师道一样,主要在于弘扬古人之道,亦即激发士人阶层的独立精神与文化主体意识。

其云:“愈之所志于古者,不唯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

(《答李秀才》)又云:“愈之为古文,岂独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

(《题哀辞后》)他以道为文辞之本,故其反对骈文提倡古文有如下两个原因:一是骈文乃六朝士族文人追求个体精神愉悦的产物,目的是炫耀文采和自娱,故轻内容而重形式,这就不宜于作为载道之文了。

二是古文乃先秦两汉之文,道既为古道,文亦宜用古文。

因而在内容上倡导古人之道与形式上提倡古人之文是一体两面。

在此前提下韩愈又提出一系列具体的古文准则,亦均与其基本目的密切相关。

其一是养气。

其云:“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

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答李翊书》)养气之说由孟子而来,是指通过自我修持而培养起一种充沛强劲的道德精神。

在韩愈看来,这种道德精神乃是为文的主体条件,故其云:“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答李翊书》)文乃载道之器,必先得道,而后方有妙文,倘不达于道,则文亦失却依傍,不能成其为文。

因此在韩愈看来,个体道德精神的自我培养可以说是为文的第一要务。

其二是能自树立,陈言务去。

其云:“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

(《答李翊书》)又云:“夫百物朝夕所见者,人皆不注视也,及睹其异者,则共观而言之。

夫文岂异于是乎……若皆与世沉浮,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

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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