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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刘正夫书》）能自树立，不人云亦云；陈言务去，不因循蹈袭，这是使文章得以传世的诀窍，亦是独立精神人格之表观。
韩愈于举世礼佛之时而排佛，于举世无师之时而为师，于人人务心于功名利禄之时而弘扬古人之道，这都是传统士人独立精神人格的体现。
在文章方面，他自亦不肯拾他人之余唾了。
其三是不平则鸣。
其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
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送孟东野序》）在他看来，国之兴衰、人之荣辱皆有感于人心，于是则发为文章。
在这里颇可玩味的是他对孟郊、李翱、张籍三人之“鸣”
的论述，其云：“三子者之鸣，信善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
而使鸣国家之盛耶，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则悬乎天矣。”
（《送孟东野序》）这三人均为韩愈的朋友，故其所论亦为自况。
他所疑惑的是自己所“鸣”
的意义何在，他的道论、师说、排佛、倡古文都可谓“鸣”
，但能否靠这样的“鸣”
而导致国家的昌盛呢？如其不然，其“鸣”
也就只剩“自鸣不幸”
了。
由此可知，韩愈提出“不平则鸣”
之说，旨在以不平之鸣来唤醒社会，以挽救国家的衰颓，但对于能否达到这一目的，他则心存疑惑。
总观韩愈的古文理论，我们当然可以说他是继承了隋代及唐前期的古文理论的。
但如稍做比较，我们就不难发现，韩愈与其先驱者在出发点上又有着很大差异。
前人之论古文乃基于庶族士人对士族文化的天然反感，他们借反对骈文、提倡古文来倡导一种积极入世精神，而其入世的实质则是报效提高了自己社会地位的君主，是为国家建功立业。
其批判骈文，则主要是因其华而不实、不切实用。
韩愈的古文理论则主要是为了弘扬古人之道，而其弘道的目的却是要激发起士人阶层的独立精神和文化主体意识，是要建立一个“道统”
来规范君主、教化百姓，这在根本上乃是先秦士人文化制衡策略的承续。
观韩愈一生为人，为求官职而不惜蝇营狗苟，写过不少令人齿冷的自荐文、誉墓文。
但观其《原道》《原毁》《师说》《论佛骨表》及古文理论、古文创作，则可知其洵为千百年难得一见的杰出人物。
苏轼谓其“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
并非过誉之辞。
中国古代士人阶层在先秦时代有过极出色的表现，为中国传统文化确定了基本框架。
秦汉以后士人的主体精神日渐衰弱，他们或成为只知章句训诂之学的陋儒，或成为热心功名利禄的俗吏，或成为独自营构个体精神世界的避世者，只是到了韩愈，尤其是在他启发下涌现出的宋代大儒，士人的主体意识与社会使命感才被大大强化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韩愈的确是孟子之后、宋儒之前，士人精神最伟大的体现者。
[1]钱穆：《中国文学论丛》，49～50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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