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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云：“诗书礼乐大易春秋皆文也，总而谓之经者也，以其修于孔子之手，尊而异之尔。
斯圣人之文也。
后人力薄不克以嗣，但当左右名教，夹辅圣人而已。
或则发列圣之微旨，或则名诸子之异端，或则发千古之未寤，或则正一时之所失，或则陈仁义之大经，或则斥功利之末术，或则扬贤人之声烈，或则写下民之愤叹，或则陈天之去就，或则述国家之安危；必皆临事摭实，有感而作，为论为议，为书疏歌诗赞颂箴铭解说之类，虽其道甚多同归于道，皆谓之文也。”
（《答张洞书》）这是说，六经出于圣人之手，是大道之显扬，亦为绝佳之文章，其文其道融而无间。
后世之人才不逮圣人，故为文或阐发经义、或有补事务，虽各道其道，但均宜无背于圣人之道。
此则谓之为“文”
。
由此观之，孙复的文化倾向亦以弘扬儒道为主而兼顾政事、文章，这与胡瑗之论完全一致。
石介为孙复及门弟子，因曾耕读于徂徕山下，故世称徂徕先生。
石介是佛释与神仙方术的激烈批判者，是儒家道统的极力捍卫者。
他认为：“吾谓天地间必然无者有三：无神仙，无黄金术、无佛……大凡穷天下而奉之者，一人也。
莫崇于一人，莫贵于一人……天地两间苟所有者，惟不索焉，索之莫不获也。”
（《徂徕文集·辨惑》）因此在他看来，唯有那规定“人之道”
的孔孟之学方可称为“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
。
其云：“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文之所由见也。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所由用也。
三皇之书，言大道也，谓之三坟；五帝之书，言常道也，谓之五典：文之所由迹也。
四始六义存乎诗，典谟诰誓存乎书，安上治民存乎礼，移风易俗存乎乐，穷理尽性存乎易，惩恶劝善存乎春秋：文之所由著也。”
（《上蔡副枢书》）这也是将文章与道及社会功用连为一体，与胡、孙二人如出一辙。
通观“三先生”
的文化价值观，其弘扬儒学精神为第一目的，其次则是有补于政事教化。
文章之价值则仅在于成为达到这两个目的的手段。
他们代表了古代士人阶层救世意识的复苏。
尽管他们无论是在阐扬儒学方面，还是在政治策略方面，还是在文章风格的改造方面都未能做出什么具体的建树，但作为宋代士人文化转型的过渡者，他们的开启之功是不容忽视的。
在他们之后，士人文化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发生分流：经术之学、文章之学、道学鼎足而立。
三种文化倾向各自建立起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它们异彩纷呈，给北宋文化领域带来勃勃生机。
经术之学也罢，文章之学也罢，道学也罢，它们彼此之间虽然存有很大分歧，但隐含其内，成为强有力的驱动力的却同样是士人阶层主体精神与文化制衡意识。
它们的差异，不过是这种主体精神与文化制衡意识在显现方式上的不同而已。
（二）经术派的文化价值观
在传统儒家文化体系中存有经与术的区别。
经，即阐发大道的基本理论；术，即经的具体运用，亦即经世致用之学。
前人言经术偏重于经，基本上同于经学。
例如，《汉书·宣帝纪》载宣帝诏云：“故掖庭令张贺辅导朕躬，修文学经术。”
又如，《汉书·循吏传序》言董仲舒等人“皆儒者，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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