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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北宋经术派这里,经术一词则偏重于术了。
宋神宗曾与经术派代表人物王安石有过一段对话:“上谓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
’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上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
’”
(《宋史·王安石传》)在这里,神宗所说的“经术”
,是传统意义的概念,偏重于“经”
,而王安石的阐释则是将经术视为经世致用之学了。
王安石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看待儒学,从改革时弊、推行新法的目的出发来重新解读儒家典籍,在其所撰《周礼新义》的序文中他说:“惟道之在政事:其贵贱有位,其后先有序,其多寡有数,其迟数有时。
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
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时;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乎周官之书。”
(《临川集》卷八十四《周礼义序》)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将儒家之“道”
这一抽象概念与具体可感的“政事”
统一起来,这就将一般原理具体化为政治策略或手段。
二是将带有颇多虚构成分的“周礼”
视为一种当下可行的“法”
。
其目的自然不是要建立一种如《周礼》所规定的社会形态,而是要为社会建立一套新的规范、为国家确定一种可行的政治体制。
但这样一来其政治理想与“周礼”
之间必然不相吻合,为解决这一矛盾,王安石又提出“变”
的概念。
其云:“古之人以是为礼,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于古之礼也。
古之人以是为义,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于古之义也。
夫天下之事,其为变岂一乎哉?固有迹同而实异者矣……此圣人所以贵乎权时之变者也。”
(《临川集》卷六十七《非礼之礼》)这就是说,如果亦步亦趋地学古人之礼,未必能真合于古人之礼,必须因时而制变,方可得古人之礼的真髓。
这样,他就既把儒家古代典籍当成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理论依据,又不受其约束,食古而不化。
出于改革政治的目的,王安石对当时北宋的文化教育提出批评,其云:“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
讲说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
近岁乃始教之以课试之文章。
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
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
故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帅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其执政之后,即改革科举考试内容,罢诗赋、帖经、墨义,而改试经义。
并与其子王雱、门人陆佃等撰《三经新义》以为取士准绳。
其目的是要培养和选拔有经世治事之才的官吏。
这种政策对于士林风尚及文化倾向有极大的牵引、诱导作用。
王安石对经义的阐发对后来理学家们产生过很大影响。
可以说,宋代理学所代表的儒学复兴运动也有王安石的一份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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