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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北宋三种文学观念之文化内涵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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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术、文章、道学三派士人在文化意识上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那就是强烈的救世意识。
在本文第一部分我们曾列举了若干影响士人心态的外在因素。
这些因素作用于北宋士人心态上主要归结为两点：一是强烈的社会危机感，其中也隐含着对五代十国那种混乱、动**局面的恐惧情绪。
二是积极进取精神与历史使命感。
其核心是重新整饬社会秩序，向上规范君主，向下教化百姓的主体意识。
这种主体意识是中国古代士人阶层最为宝贵的精神品格，但由于各种原因，自先秦诸子时代之后，这种精神品格从未得到充分张扬。
汉代士人恪守章句训诂之学，眼界受到限制；六朝士族文人专务个体精神之自足，对社会国家漠不关心；唐代士人热心功名利禄，完全为君权所吸引，缺少独立精神。
尽管这期间士人阶层的救世意识亦间或有所表现，但从未形成一种对整个文化学术领域的全面牵引。
宋代士人在这一点上的确是超越了前人。
宋儒自认直承孔孟，对汉唐儒者一概轻视，这并非狂妄自大。
就士人的主体意识、超越精神和人格境界言之，汉唐诸儒确然不能望宋儒之项背。
因此，宋代士人在文化价值观上的三派都是基于同一种时代精神的，他们的差异仅表明士人们在具体价值选择上的不同而已。
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对三派的差异予以阐释。
（一）救世方式之不同
三派士人均以救世为目的，但如何救世呢？他们各有自己不同的策略。
经术派代表着士人阶层中政治家们的文化倾向。
他们是士人阶层试图借用政治手段来推行自己社会理想的体现。
王安石尝云：“君子于学，其志未始不欲张而行之，以致君下膏泽于无穷。
唯其志之大，故或不位于朝，不位于朝而执不足以自效，则思慕古之人而作为文辞，亦不失其所志也。”
（《先大夫集序》）这真是一语破的之论。
士人阶层自产生之日起即以天下为己任，只是由于权力不在其手，他们才纷纷著书立说来对君权与社会实行文化制衡策略的。
而范仲淹、王安石则是“位于朝”
的士人，于是他们便要直接利用政治力量以逞其志了。
孔孟于春秋战国之时，四处奔走游说，是要寻求获得政治权力的机会，而其目的是推行儒家士人的社会价值观，他们未能获得这样的机会，故只有聚徒讲学，试图借助文化的力量来影响君权与社会了。
但是，士人能够获得政治权力有一个不可动摇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必须服务于君权。
这样，士人一旦“位于朝”
之后，他原有的制衡、规范君权的精神就必然大打折扣了。
因此，范仲淹、王安石的政治改革主要是针对大地主、大贵族等社会集团的，而君主则被当作推行改革的最高保障而置身于外。
这样一来，成为政治家的士人在文化倾向上便具有一种实用主义特色：他们的文化建设是用来辅助其政治改革的，而不再像那些未获得政治权力的士人那样因为要规范人世权力的最高体现——君主，故而不得不去寻求超越人世的形而上价值本原（像道学家所做的那样）。
对范仲淹、王安石等人而言，有益或无益于“治教政令”
就成为衡量文化价值的唯一标准，其学术则是直接为“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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