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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荆公新学”
，其文章也只能是以“治教政令”
为核心的“有补于世”
之文。
因此，经术派的学术观、文学观是为政治服务的。
道学派亦如经术派一样是积极的救世主义者，但作为哲学家，他们所采用的方式与作为政治家的经术派不大相同。
道学家试图依靠建构起一种无所不包的本体论体系，从根本上为自然宇宙立法、为社会人生立法，而其主要之点是要为君主立法。
他们坚持的核心范畴——道或天理是至高无上的价值本原，它是道学家们悬在君主头上的一种规范，它的产生本身就证明着士人阶层对君权的文化制衡策略。
在现实生活之域既找不到更高于君权的权力，那只好借助于超越的形上价值领域了。
孔孟用道、天命来规范君权，汉儒用“天人感应”
之说来规范君权，这都表现着儒家士人对君权进行文化制衡的优良传统。
北宋道学家正是这一传统最杰出的继承者。
张载自言其志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张载集·近思录拾遗》）程颐赞其兄颢云：“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
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
（《明道先生墓表》）由此可见道学派士人志向之大。
他们不仅要做到孔孟所做到的事——传圣人之学，而且要做到孔孟没有做到的事——行圣人之道以求天下之善治。
如此高远的志向自是不能靠服务于君权（像经术派那样）而实现的，于是他们采取了建构哲学体系的方法。
由于那种强烈的救世意识贯穿其中，所以他们的哲学体系就不是纯认知性的哲学，而从根本上讲是政治哲学、道徳哲学，或者说是价值哲学。
他们所追寻的是那种能够规范君主、教化百姓、重新安排社会秩序的根本价值准则与价值本原。
他们所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
之论，就其动机而言乃是要限制君主及大官僚、大贵族没有止境的贪欲，亦为其文化制衡策略之表现。
在如何推行圣人之道，使天下出现“善治”
的问题上，道学家完全继承战国思孟学派的老办法——修、齐、治、平的思想路线、修身进德——道德意识的自我发现、自我培育、自我扩充，人格境界的自我提升乃是入手功夫，然后推己及人、达己达人——将个体道德意识泛化为普遍的社会价值规范，然后便可天下大治了。
在这一逻辑过程中，最关键之点还是要看君主们是否能自觉进行道德的自我完善。
如果他们能像舜、禹、汤、文、武、周公那样，既是执政者又是圣人，使“内圣”
与“外王”
融而为一，那这一逻辑便贯通无碍，天下于是太平。
然而，如果君主们蔽于私欲，不肯做圣人呢？这是道学家们所未能解决的问题。
在孟子之时，由于君权尚不像秦汉以后那样可怕，所以能提出杀无道之君不为弑君，对桀、纣之君可遂之、放之的主张。
在君权至高无上的宋代，道学家们再也不敢重提孟子的话头了。
但他们潜心于人格的塑造，并吸取道家与佛释的形上学，从而将儒家之学提高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这又是孔孟所不及的。
道学家以弘扬大道为目的，全力去建构新的儒学价值观体系，因而对经术派将儒学还原为政治手段极为不满。
对于文章之学自然更加蔑视了。
程颐云：“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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