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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心灵的和畅愉悦。
道学家并不同于后来那些心口不一的伪道学和循规蹈矩的腐儒。
他们的人格境界并不是自虐式的自我束缚，其人格境界的最高层次乃是心灵自由、身心和谐，是一种极大的精神愉悦。
周敦颐教授弟子，常令他们寻找颜冋“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的原因，追问颜回“所乐何事”
。
他自己的理解是：“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
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
（《通书·颜子第二十三》）这就是说，颜子之安于贫贱是由于他的“心泰”
，而他的“心泰”
则是由于把握到了较人世间的富贵更为可贵的东西，这自然是指天地人伦之道，所以颜子的乐不是一般的快乐，而是高层次的精神愉悦。
按程颢的说法，人达到“仁”
的人格境界，就“浑然与物同体”
，就获得了“万物皆备于我”
的主体感受，然后他只需“反身而诚”
就可以得到这种高层次的精神愉悦了。
在他看来，作为修身功夫的“敬”
（近似今所言之虔诚）应与“和乐”
相伴随。
其云：“谓敬为和乐则不可，然敬须和乐。”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这就把自我节持与自然而然、自律与自由、庄严与快乐统一起来了。
程门高足谢良佐云：“学者不可著一事在胸中，才著些事，便不得其正。
且道曾点有甚事？列子御风事近之，然易做，只是无心，近于忘……”
（《宋元学案·上蔡学案》）此处以列子御风喻曾点“浴乎沂，风乎舞雩”
之志，实赞其“不著一事在胸中”
的自由通达之精神。
由此可知，道学家的人格境界不是道德自律，而是自由自觉，这种境界与审美境界有其相通之处。
文章派所追求的人格境界与经术派、道学派又有所不同。
经术派将个体价值统一于社会价值，实际上是放弃了对个体精神境界的追求。
道学派本欲拯世救民，为人世规定最根本的法则，但由于他们无法找到将个体价值实现为社会价值的转换机制，故而他们只是做到了个体人格的自我提升——完成了个体心灵的自我拯救。
文章派则将自己的人生追求一分为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他们亦如经术派、道学派一样，是积极的入世者，如苏轼，不论在怎样的逆境中，他都能尽量在可能的范围内有所建树，即使是抗旱抗涝这类具体事务，他也能全身投入。
对他而言，只要有机会，就一定会有所作为。
在精神生活中文章派是自由主义者。
他们并不将自己的思想限制于儒家学说的范围之内，相反，倒是更多地倾向于道释精神。
苏轼尝作《毗陵易传》，多以道释之学以阐发《易》理；苏辙尝作《道德经解》亦取儒道杂糅之路。
朱熹驳苏轼云：“苏氏不知仁智之根于性，顾以仁智为妄见，乃释、老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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