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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屈原也有统一天下的政治理想，那也不过是将楚国的版图由南方扩展到中原而已。
因此，屈原所悲叹的“民离散而相失”
“民生之多艰”
，也只是包括他本人的楚人而非饱受丧乱之苦的天下百姓。
其次，从个体人生理想来说，诸子无不以“道”
自命，试图成为指导天下芸芸众生的导师，屈原则仅仅希望成为被楚王信任的辅臣。
在人格境界上，诸子大都追求超越于社会伦理层面的自由之境，向往一种形上价值之域；屈原则只想做一个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忠臣，他的《离骚》是因“忠而被谤”
而产生的委屈愤懑之情的宣泄；他的《天问》也不过是因心无所属而产生的怀疑、绝望情绪的呈露。
其忧愤之难于排遣及忧愤之结果（自杀），都是由于他缺乏形上价值观念，因而无法完成自我超越之故。
他只是一位政治家、文学家，而不是一位思想家，这是他与诸子的最大区别。
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不能像诸子那样将社会人生，甚至自身生命存在、自身心灵当成一个对象来审视，他无法与自身心理体验拉开距离，因而就无法超越这种体验。
他以痛苦的自我去体验，咀嚼自身的痛苦，以道德自我去追问自身的道德价值，以自己“世间完人”
的人格标准去衡量楚王及其臣僚，故而只能使痛苦加深，使委屈之情更加强烈。
假如他能如颜回般安贫乐道，如庄子般鼓盆而歌，如孟子般“独行其道”
，那他何至于以自沉来最后一次证明自身的人格价值及满腹忧愤呢？
屈原生活在战国中后期，基本与庄子、孟子同时。
此时靠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来统一天下的趋势已不可逆转。
老子向往的自然社会形态与孔子梦寐以求的“周礼”
均毫无实现的可能了。
在以利益为牵引的群雄角逐的社会状况之前，士人阶层以自己的价值理想来重新安排社会的企图可以说是彻底破灭了。
在这种情况下，道家一系中一部分人转而趋合于君权，去经营御世治民的刑名之术，从而背离了士人原有立场；另一部分人则完全放弃了建构社会价值的努力，一心一意地营造适性逍遥的心灵自由境界了。
儒家一派虽仍讲“仁政”
“王道”
，但实际上一部分人也已向法家靠拢（荀子等），另一部分人则偏重于“存心养性”
“反身而诚”
的心性之学了（思孟）。
这说明，无论道家还是儒家，此时的价值取向均由偏重救世而转为偏重自救了。
但屈原却丝毫没有受到这种价值取向的影响。
在他的作品及记载他生平事迹的文字中我们看不出明显的自救意识。
相反，他是自觉地拒斥了自我拯救的建议的。
对于女媭和渔父“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
的劝告，他严词拒绝。
对他而言，只有一死方可保全自身人格的“皓皓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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