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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由于社会的纷乱状态使君主们无暇顾及对精神文化的控制，故而士人思想家们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对文化话语权力的掌握，这更进一步促进了他们精神独立性的形成。
至于其奉行之“道”
不能实现为社会价位，他们则归之于“天”
，归之于“命”
，而绝不承担其责任。
这时，他们“安时处顺”
“安贫乐道”
的自救意识就被大大强化。
回归内在精神世界，进行心灵的自我锤炼、自我提升，同样给他们以极大精神愉悦，宋儒津津乐道的所谓“孔颜乐处”
，即指此而言。
诸子各家学派不同，寻求内心自我愉悦的方式不同，但在其最高境界上都表现为一种内心的和乐愉悦状态则是共同的人生价值取向。
有的学者用“乐感文化”
来概括诸子之学的这一特征，是很有些道理的。
在自救基础上去救世，当救世遇挫时又返归于自救，这便是先秦士人阶层的思想代表——诸子的思想逻辑，依据这种逻辑，自杀几乎是不能理解的事情。
孔孟一生颠沛流离，处处碰壁，便绝不肯去自杀。
庄子有齐生死之论，认为人死后也许会嘲笑活人之恋生，但他也不肯自杀。
然而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屈原却义无反顾地自杀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谢无量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楚词新论》中曾说：“屈原既不见知于楚王，又不见知于国人，他的长才也无用武之地；所以只有一死。”
[1]在他看来，屈原之所以不能像中原士人那样“邦无道则隐”
，是由于他有强烈的爱国思想，而其爱国思想则一是由于楚国的地理位置所导致的“偏狭的地方思想”
；二是由于“屈原本是王族”
[2]。
这种解释是合理的，但还不够充分。
在我看来，由于这两个原因所导致的两种结果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第一，由于屈原出身楚国宗室三姓（屈、景、昭）之一。
故而他本就不是“士”
，而是贵族。
考之《左传》及《史记·楚世家》等史籍，楚武王之子瑕，封邑于屈，故子孙以屈为姓，此后，屈氏一族历代均仕楚并任显职。
这样的家世，就使屈原与同时期活跃中原各国的布衣之士有了极大分别。
布衣之士的最大特点便是“无定主”
“无恒产”
，这就使“朝秦暮楚”
“楚材晋用”
成为势所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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