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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认为，“在这里不存在扩散现象，而只有独立的发展”
。
他充分地研究和阐明了每一历史时期的考古学上的问题，充分地研究和阐明了在文化上相近的古代东方各民族发展的类似和联系问题，坚决反对片面地考察这种问题的企图，反对用“移民”
来解释一切现象。
他一方面指出了格尔塞时期在文化上同苏美尔地区之间的许多相似之处，另一方面又坚决认为：“绝不能确有把握地说，所有这些共同的特征起源于苏美尔。
实际上，无论是苏美尔的文字，还是埃及的文字，都在图画文字中找到了自己的起源。
但在符号本身上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唯一具体地类似在于利用某些具体的图画文字作为标音文字。
……也不可能说，埃及是比较落后的国家，而文明是从更发达的苏美尔渗透到那里去的。
而是相反，埃及文明比苏美尔地区更早、更富有。”
[41]
在《评鲍姆加特所著〈史前埃及文化〉》一文中，波斯托夫斯卡娅对鲍姆加特提出的涅伽达文化Ⅱ居民外来说进行了猛烈的批评。
她指出：“总体来说，鲍姆加特著作中个别有积极意义的观点被为数众多的未经验证的假设所掩蔽。
根据鲍姆加特的观点，整个原始时代的埃及史乃是一个外族不断入侵的链条。”
由于鲍姆加特坚信移民论，因此，在提出有关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变化的原因时，研究就陷入了死胡同。
在企图回答这些问题时，鲍姆加特就诉诸外来推动力的理论，诉诸从各方面带来新的文化因素的理论，用“推动力”
来解释涅伽达文化Ⅰ向涅伽达文化Ⅱ的过渡。
埃及头两个王朝时期文明发展的速度也被用“推动力”
来说明。
鲍姆加特到处寻找移民运动，并将其看作历史过程的唯一动力，原始时代埃及发展中的每一个新阶段和技术方面的一切变化，都企图用新的居民集团的入侵来解释，鲍姆加特完全没有考虑到侵入尼罗河河谷的那些部落是从哪里取得新的技术成就的——这样一个自然会被提出的问题。
波斯托夫斯卡娅说：“在不否定原始时代部落移民的事实的可能性的同时，毕竟应当极力强调指出，历史过程的动力，自然不是移民运动，而是生产力的发展。”
她还对鲍姆加特的一些具体论点进行了批评。
她认为，鲍姆加特之所以会有这种错误，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缺乏野外考古的实践，而只是根据博物馆的死材料来研究问题；二是方法论上的极端简单化、现代化。
[42]
1977年出版的《考古插图百科全书》（TheIllustratedEncyclopediay）对涅伽达文化Ⅱ的问题这样写道：“没有任何证据说在涅伽达文化Ⅰ的末期有一个亚洲民族侵入了埃及。
涅伽达文化Ⅱ的一切新的特征均可用直接进口和同近东其他人，而特别是同美索不达米亚的与日俱增的文化接触来解释。”
[43]
伽丁内尔也对鲍姆加特用移民运动来解释涅伽达文化Ⅰ向涅伽达文化Ⅱ的过渡的观点不以为然。
[44]
三、埃及文明出现时的国家规模
在关于格尔塞时期国家形成的问题中，还有2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是当时形成的是大国还是小国？二是当时形成的国家的统治形式是共和国还是君主专制？
关于第一个问题，列宁在《论国家》中曾经说过，最初出现的社会和国家比现在小得多，交通极不发达，没有现代的交通工具。
当时的山河海洋所造成的障碍比现在大得多，所以国家是在比现在狭小得多的地理范围内形成的。
技术薄弱的国家机构只能为一个版图较小、活动范围较小的国家服务。
古代世界的许多地区在最初时期形成的国家都是小国寡民式的：两河流域、印度、希腊都是如此，古代埃及刚形成的国家也是如此。
摩赖在《尼罗河与埃及文明》一书中说，当时埃及形成的小国，“大率长可十五哩至二十哩，其广袤则视尼罗河流域之宽狭而定：狭者地跨两岸，河广之处，仅踞一岸，以河水中心为界”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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