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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了《铁木前传》之中,使这部小说超出了意识形态的规范和预期的主题,变成了一部具有超常情趣的小说,一部由“革命油彩”
装裹的旧的聊斋故事。
放在今天看,某种意义上,它潜在的“毛病”
恰恰成了它的优点,它的叙事的某种意义上的不成熟,恰恰成了其胀破规范、越出樊篱的原因和诀窍。
90年代初期,陈思和教授提出“民间视角”
这一文学史线索与价值标准的命题的时候,曾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概念,即“民间隐形结构”
。
虽然他并未当即予以充分阐述,仅是提出了《李双双小传》中的“男女调情模式”
、《沙家浜》中的“一女三男模式”
等很感性的说法,但他的角度对于十七年文学的研究者来说,却很有启发意义。
如果从结构主义叙事学(比如普罗普的俄国民间故事形态学)的角度,我们可以借鉴西方许多理论家的论述,探讨在红色叙事的内部所隐藏着的大量民间故事的结构模型,并且由此解读出革命文学中真正的文学性所在。
推而广之,我们也可以说,革命文学中不光含有“民间隐形结构”
,而且还含有“传统隐形结构”
和作家的“个体无意识结构”
,如果能够将这些隐含的东西统统解释出来,那么其文学性也就获得了丰富的可诠释的内容。
从这个意义上说,某些“革命文学”
也是可以通过多角度的解释,而部分地获得文学经典意义的,而孙犁正是这样一类作家,他的作品中孕育了更多这样的可能。
我把孙犁小说中的“旧文人趣味”
看作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元素。
自然,放在当时这是一个很致命的缺点。
但他似乎知道这点,并且有效地给予了改装处理:他给他的叙事人赋予了“干部”
身份予以包装—这是一个到处指导革命工作并且兼而“了解人”
的特殊人物,有某种“特权”
,这样他自然可以寻机与小满儿这样的“落后分子”
接近,并且单独相处,去探寻她的美貌、性格和生活,以及她不寻常的女性之魅。
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身份,显然是不得体的。
因为这一点,他就可以虚构出一些在革命文学中罕见的浪漫故事、有风情的细节或情境。
这个“干部”
以亲历者或者目击者的身份来讲述他的所见所感,便巧妙地回避了正面的意识形态叙事的内容,而可以截取日常生活中的片段,捕捉带有民间或传统色调的小人物,来书写与革命“相关”
的人和事。
《山地回忆》中,他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回忆了在阜平山区的经历,在河边与一个农家少女“妞儿”
的相遇,他们之间发生的一场“狼和小羊”
式的口角。
这位山村姑娘嘴舌伶俐、泼辣机智颇有些娇憨之态,而“我”
随后竟然就在她家度过了许多时日,其间当然也就持续了与她之间性格与语言的冲撞,但临行时,她竟为“我”
缝制了一双袜子,让人有一种难忘的温馨回味—至于这种“温馨”
的内容是什么,读者自可从旧式的才子佳人小说中找到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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