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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正是史学家轻易地把他们关于过去的论述当成有保证的真理，相反却是怀特意识到历史写作在表述历史实在上是有局限的。
因此，恰恰是怀特，而不是传统历史学家，证实我们应尊重历史实在本身。
而且，“讽喻是让我们面对其他比喻法的局限和缺点；这就是说，这种比喻是历史实在本身的天然同盟，能让它再断定它恰当地抵挡了其他比喻法的压力。
讽喻自然地把自己定位于其他比喻法的这些裂纹和缝隙中，因此，它是历史实在本身的比喻”
[76]。
在西方世界，无人怀疑《社会史》（SocialHistory）是最重要的出版物中的一种。
因为该杂志的兴趣在于劳工、通俗文化、劳动政策、社会阶级等方面的历史，也因为马克思主义或诸如此类的分析对社会史的影响，该杂志总是为对理论化的历史编纂学所进行的激进讨论和参与提供阵地。
其中所发表的文章，显示了后现代主义对社会史的冲击。
对这种冲击，许多社会史学者予以反抗。
譬如，柯克（NevilleKirk）的《历史、语言、思想和后现代主义：一种唯物主义观点》，探讨了历史理论中近来流行的“语言学转向”
和后现代主义问题，提出了四个基本论点。
首先，后现代主义的种种范畴、假定和信条及其与之相关的后结构主义，要比那些拥护“语言学转向”
的历史学家所假定的更具争议性和固有矛盾。
因此，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构成的是一系列批评性探索，而不是自明的真理。
其次，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关键缺陷，如在G.琼斯（GarethStedmanJones）和P.乔伊斯的论著中所表现的，极大地削弱了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再次，许多“社会决定论者”
在他们的实践中，对语言、主体和观念的复杂性、多样性和重要性等问题的重视程度，要比话语理论家和其他批评家所宣布的大得多。
最后，非还原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譬如，在历史学家戴维·蒙哥马利（DavidMontgomery）和爱德华·汤普森（Edson）等人的著作中所体现的，仍然继续为历史探索提供极其富有成果的手段，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
[77]
针对柯克的批评，P.乔伊斯在《社会史》第20卷（1995）发表《社会史终结了吗？》一文。
他认为，“物质”
和“社会”
是现代主义构造体系的石料，分析到最后无非是一种宏大叙述而已。
因此，物质和社会范畴显现出是唯心论化了的和本质化了的“基础”
，不能承担加在它们之上的重担。
在乔伊斯看来，社会史必须消解本质主义的基础，比方说，女权主义在后现代主义影响下，就消解了自然主义化了的社会性别的基础，从而完全历史地、非本质地看待男女之间的性区别。
但是，对男女无实质性区别这种论调，连许多女性也难以苟同。
例如，劳拉·唐斯（LauraLeeDowns）就不无幽默地说：“如果‘妇女’只是一个空洞的范畴，那么为什么我害怕独自一人在晚上行走？”
[78]埃莱（GeoffreyEley）和尼尔德（KeithNield）更撰文[79]认为，乔伊斯用后现代主义这根魔杖把资本主义的特征和剥削性质简单地一笔勾销了。
对他们来说，对种族、性别（gender）、空间、性、少数民族和分配不平等概念的分析，是认识晚期资本主义剥削和不平等模式的工具。
对此，乔伊斯回答道（《社会史》第21卷，1996）：我并未抛弃物质、社会、种族、性别等概念，而是要对它们进行根本上的改造。
后马克思主义作为后马克思主义，应对得起它的名称后马克思主义。
其意思是说，后马克思主义不应忘掉它的“后”
（post）特征。
[1]C.Lloyd，TheStructuresofHistory（Oxford，1993），p.193.
[2]Arthurto，‘TheDedFallofAnalyticalPhilosophyofHistory’，inFraHansandKellnereds.，ANewPhilosophyofHistory（London，1995），p.70.
[3]P.Joyce，‘TheReturnofHistory：PostmodernismaiicHistoryinBritain’，Past&Present，158（1998），p.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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