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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认为，怀特的后期著作的突出主题是，叙事化、“历史的崇高”
和以“中度声音”
写作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含义。
怀特用括号把历史认识问题搁置起来了。
因此，当史学家指责他混淆虚构和历史之间的界线时，文学批评界则对他的这个方向给予热烈的欢呼。
然而，R.T.范认为，海登·怀特一贯主张虚构和历史之间是有差别的，尽管不是传统所要求的那种差别。
怀特对以“中度声音”
写作的探讨，使他进入了充分的循环，此循环允诺对描述我们世纪的“崇高”
事件来说，“现代主义”
实在论是适当的。
在范看来，“从他[怀特]那儿抽出或强加给他一种历史哲学是不可能的，或许是这样的，他只是把苍蝇引进新的瓶子中。
他的长处是思想的多产，而不是固定性”
[73]。
帕特纳把注意力主要指向她认为或许是海登·怀特论证最深刻的著作——《形式的内容》，这本书触及到历史专业的许多神经。
该书作为整体，从它的前提到关于历史写作的最富有思想的评注，都坚持认为，在历史写作方面，语言形式是历史知识的内容的首要承担者。
“在这种意义上，形式是以语言为媒介的知识的强有力的决定因素，是一种构成性力量。”
[74]对非虚构和声称具有真值的语言的形式用法如此郑重和细致的关注，是与美国的趣味相悖的；实际上，正如托克维尔（deTocqueville）注意到的，美国人对严格的形式问题没有耐心。
海登·怀特用这种费力的工作改变了美国人特别是历史学家的这种冷漠。
帕特纳认为，尽管海登·怀特与利科（P.Ricoeur）的《时间与叙述》是从不同的前提出发，并且有稍微不同的问题，但他们的著作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还是相互支持的。
我们时代的危机通常被认定为宗教神圣的衰落，这是19世纪陷入讽刺的原因。
在史学家那儿，正如海登·怀特在《元历史学》中指出的，反讽是由源于不能充分实现期望的“苦涩感”
引起的。
对世界的讽喻理解源于社会分裂和文化衰退的气氛中。
讽喻的当前阶段自身体现为语言把握现实的双重能力，因此我们生活在“语言的牢笼”
中。
知识分子高谈阔论的游戏制造出“第二手的知识”
，这种知识不能满足仍然寻找另一种元叙述的后现代人的需要。
为此，波兰学者多曼斯卡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超越讽喻？他出于许多原因而感谢后现代主义，特别是它以差异和连续性概念提供了对世界的替代性理解，而不是诉诸于二元对立。
但是，他厌恶本体论的不牢靠和认识论的混乱，他需要秩序，他留恋元叙述。
根据怀特的理解，讽刺作品意味着人类讽喻地存在的希望、可能性和真理，因为它意识到它本身作为现实的形象的不充分性。
“人们可以写逻各斯、上帝、理性或爱的故事，并把它们当作认识论的原则。
他们必定是‘诗性史学家’，对他们来说，人生活于其中的历史和他所写的历史之间，是没有差别的。”
[75]
安克施密特清醒地认识到，大多数史学家不同意海登·怀特关于历史的论述。
在他看来，这种现象与史学家们习惯上不信任史学理论和以极大的怀疑看待历史哲学家有关。
但是，史学家却发明一种特别的论证，证明他们为什么不喜欢海登·怀特，即他无视历史事实如何限制着史学家对过去的表述。
不过，安克施密特试图表明，对怀特的这种传统批评实际上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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