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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时代与重大题材美术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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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令刚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会员工作处处长
当我们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后革命历史画的创作时，总会为那些经典作品中塑造的形象所感动或震撼，这些革命历史画也因此成为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叙述中最重要的形象建构形态。
在任何美术作品中，图像和形象都是画面的核心，它们构建了美术作品的风格、价值和意义。
就像著名的图像学理论家W.J.T.米歇尔说的那样：“它们构成了一个社会集体，与人类寄主的社会生活相共存，与它们所表征的物质世界相共存。
形象也因此而构成了‘第二自然’。”
[1]21世纪以来，中国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进入一个繁荣期，特别是在图像极大丰富的当下，这种繁荣的时代性更加显著。
这表现在以下四点：一、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的数量（体量）不断扩大，参与的艺术家人数大大增加；二、创作质量的显著提升；三、题材内容的更加多元；四、创作图像形态的极大丰富。
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的最初形态可以追溯到新中国初期的主题性创作，从成立于1951年1月的南京革命历史画创作委员会开始算起，至今也有70年了。
当年的5月份，中央美术学院也组织教师完成了文化部下达的绘制革命历史画的任务，这应该是新中国最早的重大题材美术创作。
第二次集中进行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是1957年，创作的作品于8月1日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美术展览”
上展出，一共有420件，包括王式廓的《井冈山会师》（第二稿）、宗其香的《强渡大渡河》、高虹的《毛主席在陕北》、吕斯百的《瓦子街战斗》、艾中信的《红军过雪山》、董希文的《红军不怕远征难》、冯法祀的《刘胡兰就义》等。
1961年由革命历史博物馆组织全国的画家们进行了第三次重大题材创作。
其中有侯一民创作的《刘少奇同志和安源矿工》、王恤珠的《金田起义》等。
这三次重大题材创作为其后几十年的主题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实际也确立了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的方向。
重大题材美术创作有其特殊性。
除了题材上的特殊性之外，在语言上，在20世纪50年代初，新年画、油画、连环画和政治宣传画等大量出现，特别是油画因便于描绘现实、扩大宣传格外受到重视。
在创作实践上，为“宣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2]，反映重大历史事件、革命军事斗争、社会主义建设的美术创作大量出现。
这些作品的语言和风格在手法上以写实为主，“避免非现实主义的形式主义”
[3]，在风格上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
在21世纪之前的50年发展过程中，美术工程创作经历了“两结合”
创作思想和多元化的语境，无论是语言风格还是题材内容都得到一个较大的发展。
特别是在21世纪之后，国家主导的几个大型的美术工程体现出不同以往的特性。
首先，对于重大题材美术创作来说，其涵盖的创作在题材和方式上有明显的特征，其内容主要包括主题性创作但又不局限于此，既包括重大的历史事件也包括当代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重要事件，还包括与百姓民生相关的重大工程，等等。
比如，新世纪初的2005年由文化部、财政部组织实施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
中，列选的创作题材从鸦片战争到2003年的神舟五号发射，共计100个，涉及160余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许多重大事件。
这些题材最初由中共党史研究室和中国社科院近代历史研究所拟定，经过历史学家和美术理论家的讨论最终认定之后再交给艺术家们进行创作。
作为国家级的美术创作项目，从题材的选择开始就体现了国家意识和历史感，这是重大题材美术创作不同于其他创作项目的一大特点。
其次，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在体量上相对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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