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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非训诂不明：走向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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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觞于明中叶的儒学流变，首先当然是相对于理学而言。
作为儒学的一种形态，理学注重心性的辨析和义理的探求，但其末流往往导向了空疏玄虚。
有鉴于此，明中叶至晚明的一些思想家已开始由形而上的义理之学，转向形而下的考据之学。
这里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杨慎（1488—1559）。
杨慎对理学追求所谓“高远”
的思辨路向甚为不满，并曾作了如下批评：“故高远之蔽，其究也，以六经为注脚，以空索为一贯，谓形器法度皆刍狗之余，视听言动非性命之理，所谓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
[1]理学以高远为进路，以性命之理为追求的对象，其结果则往往流而为空索无实。
与理学相对，杨慎要求从训诂入手，以把握经义，而训诂又必须知古人之法：“予谓解圣贤之经，当先知古人文法。”
[2]这里已表现出以实证的研究拒斥理学思辨的趋向，事实上，杨慎也确实一再要求研究朱熹以前的经学，所谓“必求朱子以前之六经”
[3]便表明了这一点。
杨慎之后，陈第（1541—1617）进一步提出了“读经不读传注”
[4]的主张。
不读传注，意味着超越对经典的随意诠释，回到原始的经典本身。
而在经典的研究方面，陈第首先将具体的音韵考证提到了重要的地位，要求通过了解文字的古音，以把握其古义。
就研究方法而言，陈第已总结出“本证”
与“旁证”
相结合的原则。
本证，即以本书同类之韵为证，如以诗之韵证诗经之音义；旁证，即以其他文献来印证。
陈第运用本证、旁证以考证古音，并由此揭示经典中字、义的原始含义，这种方法，后来被广泛地运用于考证之中。
与陈第几乎同时，焦竑（1540—1620）也将注重之点转向了实证性的研究方式。
焦竑对小学尤为重视，认为圣学应当以小学工夫为根基。
焦竑关于小学的界说，不同于宋儒。
宋儒虽亦注意到小学与文字训诂的联系，但往往较多地将其理解为“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
[5]，后一意义上的小学，常常与伦理行为、道德实践交错在一起。
与之相对，焦竑更多地侧重于小学层面的文字之学义：“小学，谓文字之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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