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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治经方法的科学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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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经学演化的一种形态，与理学形而上学相对的经学实证化趋向更内在地体现于治经方法；事实上，从理学到经学的变更，具体便是通过治经方法的转换而实现的。
尽管清代考据学的研究对象没有离开传统的经典，但在研究方法上，又确乎与近代实证科学的方法呈现相近的走向。
概括起来，清代考据学的治经方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面向本文与遍搜博讨理学好谈性理而轻视名物训诂，为了论证一己之见，他们往往不惜曲解乃至擅改古代文献。
对这种崇尚虚论的学风，清代学者深为不满。
江声指出：“盖性理之学，纯是蹈空，无从捉摸。
弟所厌闻也。”
[20]这实际上代表了清代乾嘉学派的普遍看法。
与蹈空的宋学相对，清儒以“通经博物”
相尚，强调无证不信，论必有据。
在经学考据中，所谓证和据，主要便与古代文献相联系。
从字、词等考释的角度看，作为古字古词载体的古代文献属于具体的事实材料，以群经古本为研究的起点，也就是从经验领域的对象出发。
由注重文献材料，清代学者又进而反对以孤证立论。
在清代学者看来，片面地执着某一方面的例证，必然会导致迷误：“偏举一隅，惑兹生焉。”
[21]在训诂上，清儒每释一字，往往广搜群籍，博考百家。
如王引之对虚词的诠诂，即以遍为搜讨为基础：“自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凡助语之文，遍为搜讨。”
[22]这里所说的遍为搜讨，即对所研究领域的相关对象逐一加以考察，不放过任何可能的反例。
由此形成较为系统的、能反映事物全貌的材料，然后将这些材料综合起来加以参伍比较，得出结论。
这种治学原则与任意挑选孤证的主观方法相对，体现了观察的全面性等要求。
与注重遍为搜讨相联系，清代学者注重考察的客观性。
戴震指出：“凡学未至贯本末、彻精粗，徒以意衡量，就令载籍极博，犹所谓‘思而不学则殆’也。”
[23]“贯本末、彻精粗”
即全面的考察，“以意衡量”
则是主观的臆测；清代学者肯定前者而拒斥后者，这就使遍为搜讨同时成为客观性的原则。
从方法论上看，全面性原则与客观性原则具有内在的相通性：离开了对事物各个方面的系统研究，便很难提供一幅有关事物全貌的客观图景；全面考察所获得的材料如不能真实地反映对象的本来面目，则同样无法为把握事物提供可靠的基础。
对经验事实的真实性、可靠性的如上注重，确实不同于性理之学的思辨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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