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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史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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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疑古派以科学的理性与科学的方法解构古史系统及传统的价值体系，并由此在史学领域突出了科学的价值观内涵，王国维更多地从事于史学本身的实证研究；同是推重科学，王国维的关注之点主要指向科学的内在价值。
疑古派主张推翻传统的古史系统，所着重的主要是“破”
，顾颉刚对此并不讳言：“我的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
[24]在存疑和“破”
的旗帜下，疑古派常常过分地强调否定和解构的意义。
胡适明确提倡：“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
[25]以此为原则，古史辨中的疑古，往往有时而疏。
以“禹”
的考辨而言，顾颉刚仅仅根据《诗经》等文献中的某些材料，便推断西周以前“禹”
被视为神；又根据《说文》等材料，进而将“禹”
归结为某种动物。
[26]尽管顾颉刚后来对自己的看法有所修正，但在古史讨论初起之时提出的这些论点，对史学界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从某些方面看，疑古派确乎或多或少将科学信念下的存疑与科学信念下的独断融合为一。
王国维已注意到疑古派侧重证伪和存疑的偏向，尽管他对疑古派的怀疑态度与批评精神并不一概否定，但对其疑古之过却提出了批评：“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
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
[27]怀疑本来是为了得其真（去伪存真），但一味怀疑，却不免会走向反面。
所以如此的原因之一，在于对材料未能全面地把握与运用。
王国维所谓对古史材料未能作充分处理，在相当程度上既是指疑古派执着于怀疑的原则，又是指疑古派仅仅停留于传统的文献材料，而未能对古史材料作更广义的理解。
与疑古派的如上局限相对，王国维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
在《古史新证·总论》中，紧接以上引文，王国维对二重证据法作了具体阐释：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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