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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医生已经是医生，用不着每日都问自己为什么当医生和还在当医生，亚里士多德担心的是，对目的进行来回权衡的人会没完没了。
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一个像哈姆雷特那样不断地追问自己的人不是一个好的医生，一个好的建筑家，一个好的政治家。
所以应当认为，这些典型的例子并没有说尽prostotélos的意义，权衡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它的作用在于：谁能向我描绘出我生活目的的适当蓝图？如果这是问题的关键，那么权衡在意义上就与手段的选择完全不是一回事；它的目的在于将“美好生活”
的模糊性明朗化，从而使之变得具体，使之在实践上更清晰可辨。
[3]在卷Ⅵ，5，1140a24—28可读到：“我们可习得实践智慧之本质的方式就是考察谁是所谓的贤人（明辨者）。
贤人通常被认为是那些能为自己辨别好歹的人，这种辨别针对的不是片面的东西（例如何事何物有益于身体的健康或力气），而是全面的东西，是那些导向幸福生活的事物。
在此，我们也称那些在某一特定方面明辨的人为贤人，他为一个值得报酬的具体目标做出了正确的权衡，其中的问题已不再是技艺的问题；所以说，在通常的意义上，贤人是那些能够权衡的人。”
还有卷Ⅵ的5，1141b8—16：“实践的智慧（明辨）关联着人事及那些需进行权衡的事：因为贤人的主要工作就是做出正确的权衡；但我们对那些不能不是的东西从不进行权衡，对那些没有任何目的可言的东西也不会伤神，目的总包括某一可实现的善。
绝对地讲，一个好的权衡者所努力达到的，是以理性的方式去实现人类可及之善中的最善者。”
[4]让我们先看一下卷Ⅵ，9，1142a22—23：亚里士多德毫不迟疑地在明辨的意义上将选择的具体性与知觉性的东西在理论的层面上放在一起。
其中的论据有惊人之处：“因为我们同样应止步于这一方向。”
实践智慧于是显出两种有限性来：对上止步于幸福，对下止步于具体决定。
[5]协调和依附在一种实践的逻辑联系内互相关联着，这种关联可让我们对亚里士多德谈及的实践与诗的联系做出某种谨慎的解释。
从线性的协调来看，这种关联更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诗，在他认为，行为具有某种不属于行为者的结果，因为结果外在于行为者力所能及的阶段。
从依附上来看，这种关联又更像实践，因为劳动总具有某种目的，然而，只要农民不问自己为什么选择这一职业，从事农业就是一种“为自身”
的行为。
如果我们的分析是对的，那么没有任何一种行为仅仅是诗性的或实践性的。
它应是以实践为目的的诗。
此判断将使关于诗与实践之间的区分变弱，这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述：叙述英雄行为的史诗与将史诗搬上舞台的悲剧难道其形式不是诗吗？
[6]查尔斯·泰勒：《哲学论文集》，第2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同书卷1，《人类主体与语言》，第二章，45页。
[7]海德格尔：《时间与存在》，第25节。
[8]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友爱哲学在古典哲学中的地位问题，参见J.-C.Fraisse：《古典哲学的友爱观》，Paris，Vrin，1984，189～286页。
[9]在卷Ⅸ，第9节中，对友爱的分析与一个极为艰难的问题联在一起，这个问题涉及的是力量与行为，活动（énergéia）与具有丰富意义的行动（entéléchéia），我们将在第二部分的第十研究直接地面对这一难题。
[10]我们对此需格外小心，因为在代词他（autos）与常倾向于宾格和间接形式的他的自反形式héauton（他自身），héautou（从他自身），héaut?（在他自身）间，存在着一种完全制约性，十分微妙的游戏。
[11]卷Ⅷ，2，1156a2—5所给出的暂时定义表明，友爱的这两种特征：作为美德的友爱之于实用友爱和快乐友爱的首出地位，以及与关怀情谊（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还将非—无知加了进去，我们将探讨它与良知的关系）的相互关系，在伦理领域中彼此相关：“必须存在着某种相互关怀，每个人都愿意他人是好的；对自己好的人不应该对此关怀一无所知；就其中的原因，我们曾谈过其一”
。
[12]令人惊奇的是，对自反代词的第一次运用居然联系着经过善的中介作用的相互性：“所以，将相互的友爱视为有利可图的人并不是为了他们自身而彼此相爱，他们是想从别人那里获得好处。”
这种非自反词与自反词之间的游戏在卷Ⅷ和卷Ⅸ中一闪而过。
[13]“完美的友爱是那些具有美德，在美德上彼此相似的人的友爱：因为这些朋友，因着他们是好的，他们因他们自身而是好的，就都不约而同地彼此愿意对方是好的”
（Ⅷ，4，1156b7—9）；他之后又写道：“在爱他们朋友的时候，他们所爱的是对他们自身是好的事物，因为一个好人，当他成为朋友时，就成了他朋友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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