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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锚定使我用不着离开我的所在，使我不取消此与彼的区别，通过想象与同情，我为别人设身处地。
语言确切地教训为实践的东西，实践予以证实之。
行为的主体和受体处于互相交流的关系内，这种交流有如语言那样，将角色的可逆性与当事人的不可代替**织在一起。
关怀引入了价值的向度，这向度令我们每个人因情感和评价而成为不可替代的。
就此而言，正是在对所爱之人的不可挽回的丧失的经验中，我们从进入我们内心的他人那里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不可替代的。
我之所以不可替代，首先是由于他人。
在这种意义上，关怀实现了他人对我自己的评价。
然而，如果这种实现不是以一种本能的方式，关怀又如何能够不成为某种灰色的义务呢？
在角色的可逆性和当事人的不可代替性——上升至不可替换性——的观念之上，便是同时性了，同时性是友爱的清醒剂，就我们说过的方式而言，它存在于自身与他人间的所有原始的不平等形式内。
同时性乃自尊与关怀他人发生交流的后果。
这种交流使我们可以说，除非我将他人视为如同我自己，否则我无法尊重我自己。
如同我自己意味着：你也一样，能在世界内着手某事，能按照理性办事，能将你的愿望分出轻重缓急，能尊重你的行动目标，如此，你也就是在尊重你自己，如同我尊重我自己一样。
“你也一样”
与“如同我自己”
两者是等价的，这种等价源自我们对证实的信心，我们总是依据某种实证性而相信和愿望。
上面所提及的所有伦理情感无一例外地都从属于“你也一样”
和“如同我自己”
这样的一个现象学。
因为这些情感都指明了包含在那等价中的悖论：交流发生在不可代替性的内部。
这样，他人如同自身一样地自尊与自身如同他人一样地自尊在根本上就是等价的了。
[29]
选译自［法］保罗·利科:《如同他人的自我》，吉福德演讲，1986。
谭立铸译。
[1]《尼各马可伦理学》卷1一开始就向我们指明了方向：所有的技艺，所有的方法，以及所有的行为和所有的偏爱都以他认为的某种美好为目标。
这样我们就可以说，美好是万物所追求的目标。
在此，我们可将美好和幸福的同等关系放到一边，只看一看这些具有目的性之活动的科目，这些科目的边界并不明确。
首先说到的是技艺，它与理则是一个对子，这样，具有普遍性的实践就与普遍理论有着对应关系；接着，技艺与实践和偏爱被认为是一种简单的并列关系，其中没有等级结构。
此外，实践这时还没有与诗（poièsis）发生对立。
实践，确切地说“实践科学”
与“诗学”
的对立只在卷Ⅵ中才出现：而我们知道，实践是这样的一种活动，它并不产生与主体有分别的作为，它的目的就是行为本身，是“好的实践”
，好的实践本身就是它的目的，而诗（及所对应的诗学）“有一个别于自身的目的”
。
[2]某些注释者力图淡化这一难题，他们对将古希腊语prostotélos译为“手段”
怀有疑义；在他们看来，此词应译为“与目的有关的东西”
，这样一来，它的意义就是多样的了。
D.Wiggins（《权衡与实践理性》，Deliberationandpracti，见A.0.Roty编，《论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EssaysonAristotle’sethiiversityofiaPress，1980，222～225页）认为，与目的有关的不仅有行为的手段，而且还有目的本身的构成因素。
亚里士多德选取的例子有误，因为他将prostotélos用在一个目的已经确定的典型的情形中，如此，特殊的东西，如医生的目的，演讲家的目的，政治家的目的就有了一种分配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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