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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汪梁之争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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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时务报》时代总理汪康年与主笔梁启超之间的矛盾，学术界从汪康年是张之洞在上海的代理人这一前提出发，将这一矛盾的性质看成是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一场政治搏斗。
但笔者认为，汪梁之争仍然属于维新派内部之间的矛盾，这不仅因为汪康年是维新派的一员，而且是基于对他们争论内容所做的客观分析。
汪康年与梁启超的矛盾首先体现在报馆的管理上。
梁启超从参与筹备报馆工作开始，在报馆的管理问题上，便与黄遵宪意见一致，主张模仿西方国家政体、立法与行政分离的原则，设立董事会，由总董拟定办事规章，然后交馆中人员执行。
但汪康年不愿接受这一意见，以总理身份独揽报馆大权，事无巨细，必自躬问。
黄遵宪、梁启超对汪康年的管理方式极为不满，与汪康年一起工作的梁启超尤其感到压抑，“当其愤愤之时，则辄自言：‘人既不与我商量，则我亦不愿干预’”
①，对馆务采取消极态度。
1897年年初，梁启超省亲归来后，听同门弟子梁启勋和韩云台说汪康年对他们两人多有薄待，心里极不高兴，在写给黄遵宪的信中因而“不免多说几句”
②。
而生性耿直的黄遵宪接信后，便立刻致函汪康年，再次提出设立董事问题，并要汪康年辞去总理一职，只任总董，由吴铁樵或康有为门人龙泽厚担任总理。
这就导致了汪康年与梁启超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上一度出现各种猜测，纷传“时务报馆将尽逐浙人而用粤人之说”
③。
许多关心《时务报》的维新派人士，如谭嗣同、张元济、夏曾佑、吴德潇等纷纷来函询问，多劝他们俩不要因为正常的意见分歧“贻误大局”
，为守旧之徒“所笑”
。
④在众人的调和之下，汪康年与梁启超之间的冲突很快和解，梁启超主动与汪康年相约，“所以起意见之由，既已言明”
，“乃弟自今日起誓灭意见”
，共同办好《时务报》。
⑤然而，报馆的管理问题并没有解决，因此，梁启超与汪康年之间的“介石”
也没有就此冰消全释。
是年8月，黄遵宪路过上海，因讨论总董问题，与汪康年再起冲突，梁启超自然站在黄遵宪一边，要汪康年无论或依或否，都应就此事当面向黄遵宪“解释妥当为是”
，指出“《时务报》非公度不有今日，草创时一切皆与共之，彼亦极以此事自鸣得意，今骤然置之不问，亦殊非人情，万一有他举动，则贻天下笑矣”
。
①两个月后，梁启超本人也为了避免与汪康年产生正面冲突，应黄遵宪等人之邀，离开报馆，前往长沙主讲时务学堂，同时兼任报馆主笔。
但梁启超到湖南后，又对汪康年未经商量便延用报馆人员有意见，认为汪康年如此做法是将报馆当作“汪氏一人一家所开之生意”
，置自己于“雇用工人”
地位，不愿再为《时务报》撰写文章，“屡愆期无以应命”
。
1898年3月3日，梁启超致函汪康年，与他摊牌，提出要汪康年辞去总理，由他接办，不然，“弟即告辞”
。
②由于汪康年不同意让出总理职务，梁启超也就此辞去主笔一职，与《时务报》彻底脱离关系。
从汪康年与梁启超的这一矛盾来看，这只是他们之间个人意气和权力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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