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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葛兰西转向:文化研究范式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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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的主要特色是“阿尔都塞主义”
,那么如今完全可以说我们进入到了一个“葛兰西主义”
新阶段。
②
在《葛兰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导论中——顺便说一下,这篇导论的译者是文化研究中心的科林·默瑟——尚塔尔·墨菲认为,“随着1968年事件发展而来”
的葛兰西复兴显示左派知识分子正从悲观主义转向乐观主义,而这些左派人士早年曾将他们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上,如今他们展望“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革命转向的可能性”
③。
霍尔也置身于20世纪80年代转向的洪流当中。
当阿尔都塞遭受到来自朋友和敌人的理论攻击时,文化研究开始转向了葛兰西。
①在“文化研究及其中心”
,霍尔认为“葛兰西纠正了大量反历史的、高度的抽象形式,而这是结构主义所处的理论操作层级”
,并且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提供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的‘极限’案例”
②。
葛兰西与文化主义同样是彼此相容的。
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
一文中,霍尔认为文化主义的重点是“意识斗争发展的积极方面……反对结构主义范式的不断沉沦”
,而对此起到进一步推动作用的就是葛兰西,他
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大量与“无意识”
有关的更为精妙的术语,并且以一种更为积极而有机的意识形态形式给出了文化的“常识”
范畴,而这具备一种干预常识领域的能力……进而组织大量的人。
③
因此,葛兰西是阿尔都塞批判者的一剂良药、通往文化主义的一座桥梁,超越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局限性,或许能将文化研究带向未来的可能通路。
吊诡的是,霍尔的葛兰西转向竟然是遭受了阿尔都塞的刺激使然。
在《读》中,阿尔都塞将葛兰西视为一位重要的,但沾染了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通过用黑格尔主义的刷子对葛兰西进行着色,阿尔都塞暗示人们只能在葛兰西和他自己当中二者选一,绝不能鱼和熊掌二者兼得。
霍尔恰恰反对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方式。
在《政治学和意识形态:葛兰西》一书中,霍尔、鲍勃·拉姆利、格雷格尔·麦克伦南挑战了阿尔都塞的观点。
与阿尔都塞的上述对立观不同,他们认为,“葛兰西扮演了一个生成角色,并且他在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作品总体的关系中处于崇高地位”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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