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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重新审视他与本土的关系促成他改变了一些观点，如他多次在文中提及对流散群体和加勒比地区的看法，这些看法已经成为霍尔作品中重要且长期关注的焦点。
在这一点上，舍瓦那的观点获得了双重反响：他的观点及时地反映出流散群体这一主题是霍尔作品不可或缺的部分；他的观点也充当了一种指令，来识别和解释那些经济上被驱使，精神上被诱导的流散经历，而这些经历并没有出现在霍尔的作品中。
我们通过研究霍尔的《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这一影响深远的作品，觉察到了霍尔的风格转变，因为该书其实已经将霍尔定位为一个后殖民主义黑人知识分子了。
除非被定位为一个跟欧美、加勒比移民社群和大都市种族主义之间有着密不可分关系的人物，否则其著作难以得到理解。
（霍尔将大都市想象成第二大加勒比流散群体的聚集地：“加勒比人已经成为继非洲、欧洲、亚洲后的又一流散群体，这一群体在再流散中重新形成新的团体。”
①）《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清楚表明了霍尔从一个新左派知识分子向新左派理论家的转变，这种转变强调了英国和其他地区黑人流散群体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在这部1978年合著的作品中，正是大都市里各式各样反对黑人移民的种族歧视经验，迫使霍尔这位定居他国的牙买加人严肃地对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移民流散的问题。
最近的十几年间，霍尔采用自传体形式强调重新参与加勒比移民的过程，而这种深刻的反思最早就出现在《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中。
自传这种形式帮助霍尔完成了从对历史问题特征的关注到揭示个人发展的转变。
这是一种能够自我表达的写作方式，时而调和了真实的霍尔与公众所知的霍尔之间的矛盾争论。
然而最重要的是，这使得他能够商讨他与加勒比、美国和欧洲地区的“黑色大西洋”
共同体之间的复杂关系。
作为独立前的那一代殖民地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斯图亚特·霍尔从一个极其有利的角度探讨了流散群体问题。
流散——黑人被迫移民的持续历史过程——是霍尔作品中一个被延宕表述的问题。
黑人沿着这条流放轨迹从非洲到新大陆又回到欧洲，沿途交汇于大西洋，历经了一次艰难的旅程。
在这次航行中，被奴役的黑人们从非洲被运往殖民地的边缘地带；再从那里设法到欧洲和美洲的大都市，以寻找有利的经济环境。
流散轨迹中最有趣的，是近来出现的黑人回归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现象，他们以此作为暂时摆脱都市种族主义的一种方式。
①在《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出版之前，甚至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霍尔的作品被认为是对移民问题保持缄默，最多也只是采取一种缓和的态度。
这种拖延不表态，很大程度上可以用牙买加土生土长的学者这一不寻常的身份来解释。
霍尔毕业于位于金斯敦的牙买加学院，这是一个施行精英教育的殖民地学校。
霍尔1951年来到了英格兰，接受了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的一个研究员职位。
直到1958年，他都待在牛津，期间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但1958年他却放弃撰写关于亨利·詹姆斯的博士学位论文，这一决定是受到了1956年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影响。
霍尔早期求学经历代表了其政治生涯的第二个形成阶段，是时，他刚离开牙买加来到英国，碰巧与后殖民世界和西方左派的诸多大事件联系在了一起。
1956年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年份：苏伊士危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事件，苏联对匈牙利的入侵以及新左派的形成，全都发生在这短暂的12个月间。
1956年埃及总统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冒着被英国海军袭击的巨大风险毅然决然地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显示了这个刚独立的国家在面对正在走向衰落的殖民帝国威胁时的决心。
赫鲁晓夫对其前任领导人斯大林的否定和他对匈牙利人民的攻击，都对西方左派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也迫使那些习惯上认为他们思想的先驱来自莫斯科的欧洲共产主义政党重新思考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以及他们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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