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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逃离牙买加——霍尔流散知识分子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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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总是把他推迟回归加勒比归因于他从事的新左派工作。
在近期陈光兴对他的一则访谈——“一个流散知识分子的形成轨迹”
中，霍尔重申了这一态度：
在加勒比联邦还存在的时候，我本该回来，并参与其间。
在20世纪50年代当我决定留下来和即将成立的“新左派”
展开“交流”
时，我的梦想就结束了。
当我自己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新的政治空间，此刻，我便没有任何可能成为加勒比地区的政治积极分子。
在那以后，一旦我决定在此居住而不是那里，尤其是凯瑟琳和我结婚后，回归的可能性就变得更加渺茫了。
①
尽管霍尔在加勒比地区的将来并不依赖于加勒比联邦的生存状况，但在霍尔作为知识分子发展的关键时刻，西印度群岛建构联邦事业的失败，给了他一个继续留居英国的简单政治借口。
“加勒比联邦”
对其个人兼具象征意义，象征了他个人最重要的联盟，即与社会史学家凯瑟琳·霍尔的婚姻。
尽管如此，新左派仅仅代表了霍尔参与英国政治的最初阶段。
他从事的这份事业持续了很长时间，从英国福利国家制度的鼎盛时代到它被撒切尔政府埋葬，直至现在。
不过，霍尔留在英国而不是永久回归牙买加这个决定，不仅仅是随着他对新左派政治上的贡献而转移的。
他在自传里讲述了一个真实而痛苦的故事，这时霍尔的个人履历刚刚开始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
1988年以前，霍尔的作品都以隐藏个人自传信息为特点。
几乎不透露个人履历是一种蓄意的隐藏：在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数十年的知识分子生涯中，斯图亚特·霍尔公然地压抑了自己作为牙买加人过往经历的记忆。
当他最后要面对自传撰写的问题时，霍尔将他的牙买加经历背景以一种写作和访谈方式呈现出来，常常是一种自白式的，流露出在金斯敦的18年生活对其后来工作的影响。
在金斯敦这个殖民地，一个中产阶级有色人种家庭的成长经历对霍尔的生活和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之后的几十年中，这些年的经历决定了他与英国牙买加和加勒比流散社群的关系。
除了极少数情况，霍尔在牙买加所受的教育都使他与种族的关系变得不完整，并在政治上和精神上扭曲了霍尔的真实身份。
确切地说，霍尔应该在身份政治的语境中来关照自己的过去。
政治身份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刚刚起步的一个政治研究领域，霍尔在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新保守主义统治时期，身份建构成为不少社会团体关注的焦点。
大都市和君主制国家的这些选民最关注这样一些后殖民话题：昔日的边缘学科、女性、男同、女同、双性恋、美国的黑人和亚洲人。
身份政治学使得霍尔能够将精神矛盾与思想发展的线性关系共处一室，并在此范畴内重新探讨他的自我建构。
霍尔通过写作方式公开地进行自我分析，等同于叙述未尽的责任、偶发事件、无意识和有意识的思考过程以及长期以来被压抑的个人记忆的一种模式。
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中期，霍尔开始涉足身份政治，这使他能够辨别、反思、放大20多年来一直潜藏在他工作中的作为加勒比人的过往经历问题。
这些问题迄今为止在他的全部作品中以隐晦的形式被提及。
在一个经历了由三代加勒比人、亚洲人、非洲人移民体系上重建起来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大不列颠国，霍尔能够为他的读者勾画出一幅他的精神轨迹图，从金斯敦到伦敦，我们回顾得知自从他离开牙买加，这整个轨迹就一直影响了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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