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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8年以“最小的自我”
为题的文章中，霍尔将离开牛津留在英国的决定简要浓缩为一个富有隐含意义的句子。
然而，这种简化，不仅仅是启示性的，更是呈现了一个精神世界，即颠覆了早期他站在新左派角度的解释。
他最后声称：“移居是一次旅行。”
①尽管如此，他继续表达其个人对这一精辟观点深刻的支持。
霍尔解释说：“我在这里是因为我的家庭不在这里。
实际上我是为了摆脱我的母亲来到了这里。
生活的一般故事不都如此吗?一个人试图逃离另一个地方而待在某个地方。
这就是我向所有人隐藏的我的故事。”
②在霍尔文集中，“最小的自我”
公开地介绍了他与牙买加的这段渊源。
1988年的这篇文章持续个性化地、非心理分析式地、类似忏悔式地，定性了霍尔的这一时期的生活：霍尔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内在的后殖民主义移民两个身份就加勒比的种姓制度、肤色和阶级制度进行了一场对话。
被压抑的内在自我并不能适应这种霍尔式的话语，在公开讨论中发现了罕见的、解放的声音。
他在理论阐释中加入自传材料的介绍使得我们对于霍尔作品的理解复杂化、个性化和充实化。
对霍尔传记理解的新途径宣告了将其外在和内在割裂开来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其中他的内在一面在其之前的作品中一直难觅其踪。
然而，“最小的自我”
中有关霍尔的个人信息寥寥无几。
它仅仅是霍尔高度政治化的传记过程的一个开始，这一过程在陈光兴1992年完成但直到1996年才出版的访谈“一个流散知识分子的形成”
中达到顶峰。
当霍尔在1988年的文章中向我们吐露心扉时，其表述是相当谨慎的——最明显的例子是他将摆脱母亲的理由轻易地转化为一般的心理分析。
霍尔泛泛的弗洛伊德式的提问“生活的一般故事不都如此吗?”
不仅闪烁其词，而且是有意识地去语境化了。
这反倒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因为对一个思想家来说，被程式化地给予某种历史特性是不同寻常的。
当霍尔充分地给出其逃离母亲和牙买加的解释时，我们才清楚地了解他沉默的缘由。
这是一个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故事，霍尔回想起（第一次公开），他那中产阶级家庭对于殖民地种族主义等级制度的质疑，如何毁了他姐姐的人生并使其罹患精神疾患。
在接下来的篇章中，霍尔痛苦地讲述了一个殖民地年轻人的种族意识觉醒的故事：
在我17岁的时候，姐姐经历了严重的神经崩溃。
她与一个从巴巴多斯来到牙买加的年轻的住院医生相爱了。
他虽是中产阶级，但是个黑人，我的家人是不可能同意的。
在他俩面前横着一个巨大的家庭阻碍，事实上，她是为了回避这种情况才崩溃的……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经历，因为当时在牙买加几乎没有任何精神病治疗的方法。
一位普通医生对我姐姐进行了一系列的电休克治疗，她还是没有完全康复。
自打那时起，她从没有离开过家……但是这件事让我对家的概念有了新的认识。
我不会在留在这里。
我不要被它毁掉，我要出走。
①
这是一个十分悲惨的，讲述十几岁孩子孤独无助的“故事”
，在1988年之前以及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霍尔从没有跟任何人说起此事。
此事中有关对精神的压抑，创伤的回忆，均在生活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但都被霍尔尽力地隐藏在了公共视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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