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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流散知识分子的形成”
打破了霍尔自传中的缄默寡言和闪烁其词。
霍尔生动地向我们揭示了移民复杂的精神根源；他描绘了一幅心灵的地图，勾画了他曲折的精神轨迹。
从1992年陈光兴对他的访问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正如他在自传中不愿提及的，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迁移是一个植根于历史、经济和思想意识的变迁过程。
霍尔在个人背景描述中，用了过多的笔墨讲述了自己为了避免自我毁灭而离开一个家庭，去建立另一个临时的、不稳定的，也可能是长期的家庭的行为。
可以说，霍尔伤痕累累的精神自传告诉我们，与其说他缺少政治愿望，不如说他的个人经历对他拒绝返回金斯敦负有更大的政治责任。
他在英国新左派和他主编的杂志上的投入，使他能够尽量缓解这如油画般的狂躁的灵魂带来的影响，画中描绘的人物即是他母亲的缩影，“我来到这里是为了逃离我的母亲”
，当然也为了逃避他姐姐的那段失败的爱情经历。
虽然并不是没有某一个悖论存在，这在历史的角度上是适合的，霍尔应该接受这些溯源于大都市殖民主义精神上的问题。
为了对殖民主义精神暴力这一问题本身进行研究，霍尔寻根溯源，回到了这一问题的起源。
最重要的是，霍尔的姐姐所遭受的可怕经历是对殖民群体和殖民地中滋生的种族主义的控诉。
正如我们所见，与其在欧洲相比，殖民地的种族主义本身是一种是更为强有力的，饱受辱骂攻击的形式。
霍尔的家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不是等级身份使得那个巴巴多斯求婚者没有资格娶到霍尔的姐姐，而是由于他的肤色。
“我的父母不会同意的。”
在访问刚开始时，霍尔回忆了他自己的经历，黑人是如何在金斯敦的中产阶级人群中被贴上了种族异类的标签：“我在家庭里的身份是被排除在外的一分子，一个比其他成员都要黑的‘小苦力’。”
①陈光兴的这部分访问是受到具有特殊意义的潜台词的启发：正是殖民种族主义迫使霍尔疏远了他的族群，逼迫他远走他乡。
牙买加上流社会作为后殖民统治阶层的一个选区，正是因为上流社会黑人们的种族主义倾向，令霍尔的生活在那里灵魂无依，最终使得他远离了这个社会。
显然，种族成为一种政治甄别，但实际上在霍尔的作品中无迹可寻，直到他参与《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这本书的写作——才标志着他重新融入加勒比黑人社群中。
霍尔从历史学和人口统计学角度对他早期作品中忽略种族问题给出了合理的解释（我会立即转变我对此的看法），但很显然，作为对其写作产生压抑影响的因素，这些问题不可能不被考虑。
以下这些就是对霍尔的作品产生压抑性影响的问题，不得不引起我们注意：霍尔对于牙买加经历的记忆，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他来到大都市起初的几十年里缺少持续的种族背景的支撑?基于肤色的种族歧视在后殖民时期的青年霍尔心中烙下了如此深的印记，他是为了逃离种族制度，从牙买加飞去了另一个大都市吗?
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霍尔通过与加勒比工人阶级群体的接触开始关注这些问题，即使他采用了某种策略，但漫无边际地没有完全阐述明白。
霍尔在1970年所著的短篇“英国黑人”
一文，显然是一个自我暗示的文本。
他表明：“我不相信大多数来到英国的黑人移民会回归他们本土。”
①像他们一样，虽然有不同理由，霍尔是不会回去的。
更为诗意的解释是：他可以回“家”
，但他已留不下来。
在最后的45年间，霍尔前后几次探访牙买加，但是自1951年后，他就不可能永久性的回归了。
他或许只是潜意识里知道自己不愿意回去，但是这是一个他从没有如此认真重新考虑的决定。
事实上，自从离开牙买加，霍尔就没有像远离出生地那样背井离乡过。
霍尔宣称他自己是最初的流散群体中的一员（“我成为最早的一批流散者”
）;②他的生活也逐渐在这种回归的不可能性中转变为在英国大都市中安家立业的过程。
加勒比人到欧洲的再流散过程已经成为这一研究至关重要的历史因素。
与其在加勒比没有一个属于他的精神“家园”
（一个安全的，远离暴力的空间），他不如去保护在伦敦大都市中的这么一个地方（不管如何严阵以待）。
既然不能回家，霍尔就努力建造一个新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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