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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文化身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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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理论家指出，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理论转向代表了英国文化研究的关键时刻。
例如，比尔·施瓦茨（BillSchwartz）认为，与“理论”
的相遇，特别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遇，涉及戏剧性的重新定位，这个重新定位远离其最初的关注点“生活经验”
的意义，转而关注日常生活文化和更广泛的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
①同样，科林·斯帕克斯构建这一理论的时刻，是从更以人为本的文化作为其表现形式的方法，转变为特别是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②
在科林·斯帕克斯关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叙述中，20世纪70年代在霍尔领导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要是由排除其他方法、注重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导的。
当然，在他的一篇关于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遗产的文章中，霍尔似乎充实了这一单一解释，他描述了70年代女权主义和以种族为基础的，以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工作中断为契机的理论方法的出现。
③霍尔也承认，虽然他和迈克尔·格林（在霍尔支持下他于1979年成功继任中心主任）知道日益增长的女权主义的重要性，并试图将一些女权主义学者吸引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①当女权主义最终“中断”
了在中心的身份言说，其遇到了强大的阻力，这种阻力来自“完全先入为主的父权主义的权力并且认为女权主义已经将其否定了”
②。
此外，在关系到作为需要被理论化的中心社会类别的种族前景问题上，霍尔指出：“事实上让文化研究把自己的日程放在关键的种族问题和文化政治问题上，本身就是一场深远的理论斗争。”
③
然而，在提供了文化研究发展的流散解读问题上，我建议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来阅读多样的理论轨迹，这些多样的理论轨迹在此期间，相互影响和“中断”
彼此。
这种方式的目的是将他们视为一种更宽泛斗争的一部分，这一广泛斗争就好比对于英国文化的身份正在接受来自多方面挑战的广泛关注。
此外，霍尔本身曾经一度反对这些中断的矛盾和模棱两可的态度，提出流散主体的多种移民经验，在这种情景下，这些主体被要求既看作是压迫人的族长，也是种族上被标记为低等人的身份。
我建议，这只是20世纪70年代文化研究在寻求与智力搏斗的一种复杂经验，从这个角度解读，从阿尔都塞到葛兰西所反映的马克思主义的转向，标志着试图与社会构建主体的矛盾达成妥协。
正如保罗·琼斯（PaulJones）注意到的关于当代文化研究的关键文本，如《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1978）的讨论，该中心第一次集体创作、系统处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时期英国身份的种族主义结构角色的作品，这些作品“已经不纠缠理论的抽象，而是去切入流行的知识界的和政界的共识”
①。
虽然文化研究往往被描绘成从文化主义到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再到“理论的清晰”
的过程，但琼斯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叙事不那么关注有能力充分阐述其利益程序的持续力量，和那些仍然积极介入政治的人们的“社会存在及其意识”
②。
和琼斯一样，我提出，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发展历史不仅仅是对欧洲理论化的马克思主义敞开怀抱的历史。
正如霍尔本人也评价说，新左派和随后文化研究“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问题，一个困难，一种危险，而不是一个解决方案”
。
此外，霍尔“遭遇与马克思主义”
的案例“需要一个与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欧洲中心论的尚未完成的争论”
③。
该中心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介入方式，具有通过在解释模型与当代英国社会文化关系复杂性之间的关系的沟壑意识的特点。
比如，被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最初吸引，是因为其意识形态产生的相对自主的概念能够远离与“庸俗”
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纯粹表达的文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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