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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和“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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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深刻的变化感兴趣，但我认为学术研究不应该为证明某个政治观点而短期改变。
要指出其中的复杂性、模糊性以及意想不到的结果——这就是学术使命。
——斯图亚特·霍尔
1994年4月在拜访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大学老友时，我参加了为纪念科内尔·韦斯特（elWest）的（短暂停留的）哈佛之旅而举办的“种族问题会议”
。
那次会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非裔美国学术名人荟萃的盛会：除了韦斯特本人，托妮·莫里森（ToniMorrison）、曼宁·马伯（ManningMarable）、帕特丽夏·威廉斯（PatriciaWilliams）以及安吉拉·戴维斯（AngelaDavis）均应邀出席。
在公开的小组讨论结束后，大家便开始进行提问和评论。
第一位发言者穿过拥挤的观众走到麦克风处，很平静地介绍了他自己——“斯图亚特·霍尔，开放大学”
。
房间里顿时掌声四起。
这是我见过唯一的一次，某个人仅仅只是说出了他的名字就得到全场的起立鼓掌。
当我事后向科内尔·韦斯特提及此事时，他告诉我——“克莱尔，有一点你必须明白，我们都是读着斯图亚特的作品成长的，没有他我们不可能相聚在这里。
我们都站在他的肩膀上。”
斯图亚特·霍尔在过去四十年中对于种族和民族研究的形成领域所做的贡献非常巨大。
无论是他的个人经历还是作品，霍尔一直是英国、美国、加勒比地区国家以及其他国家学者学习的典范，他开创了关于种族、政治、文化和身份思考的新途径。
他通过创作有关种族和阶级、种族和国家主题的作品，从著作《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1978）①中影响深远的干预措施，到最近他关于“新族性”
和“差异政治”
的理论，霍尔重新定义了种族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LouisGates）在《纽约客》杂志中称斯图亚特为“英国黑人关于英国黑人研究的重要理论家”
②，而玛雅·雅吉（MayaJaggi）发表在英国《卫报》上对霍尔的深入访谈（2000年7月8日）中仅仅称他是一枚“黑色符号”
。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是英国动**不安的一个时期，当时情景喜剧《爱你的邻居》中展现出的日常随处可见的种族主义，是对种族关系进行评论的顶峰时期。
当时电视上能够看到的仅有的一些有色面孔是鲁道夫·沃克（RudolphWalker）（在《爱你的邻居》中）、阿特·马利克（ArtMalik）[保罗·斯科特（PaulScott）的国王怀旧盛宴《皇冠上的珠宝》]以及周末下午茶时间的游戏节目《黄金进球》中的鲍勃·蒙克豪斯（BobMonkhouse）的助手艾依莎（Ayeesha），当然对于我们中许多成长于这个时代的人而言，斯图亚特·霍尔在公众场合的出现——不管是在深夜BBC2套的开放大学课程，又或者是他面对一系列新闻媒体参与到有关种族问题的辩论中——给予一代英国黑人和亚裔英国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而这无可厚非地被贴上特定的标签（虽然霍尔本人可能并不承认这种价值）。
他作为学者，以及作为其他人，尤其是少数族裔、学者、艺术家和电影制片人事业的“推动者”
①，在英国学术界的影响力是独一无二的，并且在将种族和族性研究认定为一个合法的（后来是核心的）研究领域以及在重新定义其决定因素方面也是很有帮助的。
例如，霍尔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任职的这段时间（1968—1979）不仅见证了《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一书的出版，也聚集了一群致力于推翻传统的种族研究方式的学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帝国反击战》合辑①，保罗·吉尔罗伊（PaulGilroy），黑兹尔·卡比（HazelCarby）以及约翰·索罗莫斯（JohnSolomos）也参与其中。
对我们这些后辈来说，斯图亚特·霍尔不仅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了（有时也是反对性的）概念性框架和新观点，同时也指明了学术研究可以并且应该怎样做的方法。
对我而言，黑兹尔·卡比的话在她唤起这一问题的同时，引起了一种强烈而复杂的感恩意识：
在斯图亚特·霍尔的出版物和讲座中体现出来的无比丰富的思想、政治见解和历史研究范式，指引了我整个学术和社会活动事业，使我少走弯路。
霍尔政治上的贡献、愿景，最重要的是，他的政治和学术的一体性是我整个职业生涯的基础。
近年来，涌现出大量研究霍尔作品的出版物，尤其是关于他对于文化研究发展所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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