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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教育和对改良政治的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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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和主张民主的学校教育的人士正面临着困境。
在职业教育论和新保守主义文化斗士日益猛烈的火力夹击下，正在从事课堂教学的教师即将身陷某种意识形态的重围之中。
这种意识形态认为，教师的公民责任和政治义务在于从事公民理论和文化理论研究。
这种意识形态要求教师在市场经济语境，或者是将政治从文化和社会中抽象出来的自由主义客观性和中立性的讨论之间二选一地定义自己，而这导致教师压力重重，要么屈从于公司权力（corporatepower），要么成为与一种似要复活实则江河日下的学术职业化的训命相媾和的自由学者。
当前对教育的攻击，尤其是教育公司化和私有化的观点，令人吃惊地表现为很多理论家拒绝重新审视以下问题：若将大学（和公立学校）当成重要的公共领域加以利用，学术团体将发挥怎样的作用?这种公共领域如何培育新的勇气和行动?在保守主义、种族主义和法团主义（）甚嚣尘上的情况下，让教育更政治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上述两个方面的探究是缺失的。
更令人吃惊的是越来越多的改良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在基础教育问题上的共识。
许多教师拒绝将教育视为政治实践和道德实践，转而乞灵于快速填鸭式的教学法，教育变成了以解码文本为目标的抽象的形式主义方法。
此种教育实践与政治学彼此疏离，因为它同权力和社会变革问题无关。
但这种去政治化的教学法并不仅仅存在于含混不清的解构主义者中，也同样存在于许多出于其他考虑而将教育实践完全排除在意识形态活动和权力之外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理论家中。
例如，保守主义理论家威廉·本尼特（WilliamBe）把教育还原为灌输真善美等品质的毋庸置疑的方法。
尽管这一主张很难获得改良主义者支持，很多左派人士如麦凯拉·德·列奥纳多（MicaeladeLeonardo）等却认为，包括教育干预在内的任何形式的文化政治学要么成为“现实政治”
的障碍，要么像托尼·本内特（To）所说的那样，教育只能在学校范围内以一种压抑的、保守的、标准化的实践而发挥作用。
然而近来关于教育的讨论更像是对文化政治学本身的更宽泛的非难，并且这激起了左右知识分子阵营的类似不满。
右翼阵营对“文化是教育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阵地”
这一观点的非难，以保守主义者哈罗德·布鲁姆和自由主义者理查德·罗蒂的著作为代表。
这两个阵营都哀叹浪漫主义、灵感和希望被权力、政治学和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话语所扼杀。
在布鲁姆看来，学术团体中的自由主义批判已经被文化批判取代，其结果只能是批判自身的衰亡。
布鲁姆无法忍受他称之为“身份俱乐部”
（IdentityClub）的政治学。
他说：“多元文化主义是个谎言，是那些庸俗的学术警察进行思想控制的假面，是我们校园里的盖世太保。”
①布鲁姆希望将文化独尊于审美的超验性领域，不受表征政治学、关于公共记忆的斗争或者关于自我批评和社会批判的民主规则的束缚和破坏。
布鲁姆认为，文化政治学是文化罪恶的产物，是催生了他称之为20世纪60年代的“异议学派”
（theSchoolofRe-se）的遗响。
②对于布鲁姆及其保守主义同道来说，把文化与政治关系研究斥为不正当是至关重要的。
保守主义者急于为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代言，认为文化政治学贬低了被压迫者，并且同被压迫者要解决的问题毫无关系。
文化政治学认为视觉文化高于印刷文化、流行文化高于高雅文化，无关解放和发布信息，实则是为标准和礼仪的倒退推波助澜。
对布鲁姆来说，以《紫色》取代《裘力斯·恺撒》暗示了标准的降低和“文化崩溃的危险”
①。
通过将文化政治学、流行文化和学术标准的倒退混为一谈，布鲁姆很自然地掩盖了他对种族、阶级和有色人种等少数族群的蔑视，以及对他们关于被容纳进高等教育、国家的历史和政治生活中的“不文明”
要求的蔑视。
理查德·罗蒂虽然不否认政治是意义重大的公共生活，但他却把政治从文化中抽象出来，并证成了某种保守的教育学和审美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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