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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罗蒂的说法，“在文本当中，你无法以一种文化生产机制的视角发现那些灵光乍现的价值”
②。
罗蒂坚信，存在着理解和希望、头脑与心灵、思想和行动的严格区分。
他拒斥斯图亚特·霍尔、拉里·格罗斯堡、保罗·傅立叶（PauloFreire）等批判理论家的著作，后者相信希望是一种见证的实践，是一种道德想象与政治热情的行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教师和其他文化工作者得以实现知行独创。
不仅如此，罗蒂出于其他的考虑，同意布鲁姆关于优雅的叙述体之衰亡的观点，这似乎已成为许多声誉卓著的白人学者时常唱起的挽歌。
罗蒂不仅蔑视那种将文本置于更广阔的表征政治学之中、将教育理解为政治实践的观点，他同样对拒绝“谈钱”
、立法或福利改革，把智力资源和批评资源浪费在“女性史、黑人史、同性恋研究、西班牙裔美国人研究和外来移民研究等学术训练上”
的文化左派不满。
③罗蒂认为，文化左派应该把自身改造为革新的经济左派，谈论“具体的”
政治问题如改革大学资助法，废除对公共教育的地方资助，并为争取全民健康保险而斗争。
这对任何左派而言都是可行的目标，但在罗蒂看来，借助研究权力在流行文化内部如何发挥“恐怖机器”
①作用的话语，或是把政治学掺和到批判性话语，以及种族、性别和性的属性中而使政治抵抗复杂化、限制了政治抵抗领域的文化政治学，这是无法实现上述目标的。
如果把围绕艾滋病、性、环保主义、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斗争等问题而展开的各种社会运动也纳入政治领域，依然无法实现这一目标。
罗蒂反对将社会运动视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工具，试图从美国的高校英语系里招募知识分子来担当政治改革的先驱。
罗蒂认为，这些研究高雅文化的优雅的教授不仅是最能言善辩的左派知识分子，而且似乎相当乐意摒弃“高雅理论”
遗产，“降尊纡贵”
同工会组织结盟，承认美国生活积极的一面，投身于争取越来越多的变革的斗争。
如果这种观点只是顶尖的象牙塔哲学家在修辞上的又一惊人之语，那它可能只是后现代文学的又一个例子而已。
不幸的是，罗蒂真的相信文学教授是美国政治变革最有价值的希望所在，文化评论家和艺术家应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优雅的传统和积极向上的伦理道德应当包容那些沉溺于流行文化、胆敢把文化置于“现实”
政治之前的粗鄙的左派。
同样，罗蒂认为，大学和公立学校不适于充当开展政治斗争的公共领域。
罗蒂认为，政治与教育、知识和身份的生产场所无关。
文化，特别是流行文化并非能有效发动视野广阔的关乎社会正义的政治斗争的领域。
在这种话语的狭小范围内，文化政治学相当于差异政治学、鄙俗的消费主义和受害者政治学。
①
如果罗蒂所言不谬，那么左派只有放弃他们的理论（尽管他们出过几本好书，但是对改变这个国家毫无益处），并且消除其“60年代末期‘大拒绝’以来所固守的不自觉的反美立场”
②，借此才能摆脱其所谓的政治困境。
只关注种族、性别、性、流行文化、教育或其他纯粹的文化问题的评论家不仅代表了一种糟糕的身份政治，而且代表了一种“对我们的国家和文化”
没有根据的（不爱国的?）怀疑，应该以议会改革来取代它。
③罗蒂想要的是一种无视肤色、以拜金主义者为基础的改良政治学，在这种政治学中，差异问题与自我标榜为与文化相对立的死灰复燃的拜金主义无关。
在罗蒂版的政治学中，教育退化为老式的劳动管理，主要为白人男子服务，从不质疑构成这种独尊情形的前提问题。
最后，罗蒂对文化左派进行了嘲讽，故意歪曲了社会运动对扩大民主斗争领域的作用，④而忽略了作为教育力量的文化在把政治作为批判和改造对象的基础、凸显政治的意义方面的中心地位。
不仅如此，罗蒂等自由主义者相当随意地忽视了引发新批判理论“新左派运动”
的特殊历史条件和压迫形式，以及斯图亚特·霍尔在反对倒退至阶级斗争的总体性政治学时作为论述中心的社会运动。
霍尔意味深长地提醒我们，在反思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学时，进步人士必须面对传统左派组织内部的斯大林主义、冷战的官僚机构、压迫性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等级制度的遗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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