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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大众”
进行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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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大众’笔记”
一文最早发表于1981年，尽管霍尔以极为谦逊之心将其仅仅题为“笔记”
，但是这篇文章自发表以来便不断得到其他作者的选录与引证，可以说它在为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进行形塑方面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然而，尽管学者们对于大众文化产物的研究已经明确成为媒介与传播学研究下属的一门分支学科，但是这些分析本身往往暗含着对于大众的静态定义问题。
尽管就媒介在构造社会关系的决定性作用方面，许多学者也对与此相关的表征和消费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他们几乎都没有切中伯明翰学派对于大众定义的方法传统。
事实上，大众并不能以与媒介有关的场地及文本形式来进行定义。
在霍尔看来，大众必须通过“权力关系”
的维度来定义，而这种权力关系则是彼此相连的特定对象、不同主体性及其制度所共同铸造的产物，而大众文化体系则是集体主体与集体活动的重要行为场域。
尽管文化表达、社会形态与政治运动三者之间的关系显得十分难以捉摸，但是霍尔强烈主张如果非要对大众进行定义的话，就必须诉诸对上述三者关系的深层挖掘。
因此，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构筑当今大众文化的社会根基已然发生变化，而对于这种变化的把握是任何对于大众文化进行危机分析的必经环节。
有鉴于此，本期的这些文章并非只是对于霍尔及其当代文化研究之诉求的简单重构。
正如霍尔及其伯明翰学派的其他同事们所进行的研究那样，他们无疑体现了在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特殊语境之下的独特问题式，而本期的这些文章同样必须以一种与时俱进的新视角来解读当下的社会问题。
尽管我们还在使用“大众文化”
一词，并且我们对大众文化与政治运动之复杂关系还较为熟识，但如今距离霍尔发表“解构‘大众’笔记”
一文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而霍尔在该文中借以分析社会事件所使用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大众”
阐释模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因而我们有必要对霍尔的经典方法进行一次复议与扬弃。
出于此原因，笔者绝没有将霍尔的研究方法视作应该彻底废弃的故纸堆，而是试图论证当代学者对于霍尔的大众文化概念的重新解读意义非凡。
以此观之，我们对待霍尔的作品绝非仅仅是为了论证革命而引经据典，而是转用其中的方法来分析具体的历史事件（实际上，霍尔的此种方法也是从马克思与葛兰西那儿转化过来的）。
该方法关注政治运动、统治技术与抵抗策略的偶然性。
当霍尔通过重读葛兰西的著作来阐释撒切尔时代的英国社会现状时，在他看来，“对于业已凝聚的集体政治认同（比如阶级）以及已经成型的政治抗争形式而言，政治并非只是一个对它们进行简单折射的舞台”
，而是“各种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领域内的权力关系的展现，这种权力关系通过积极干预的方式来不断生产权力与控制的特殊形式。
而这就是政治生产——政治本身也成为一种产品”
①。
霍尔一以贯之的政治及大众的偶然性概念引领其对集体政治主体的文化关系进行了透彻的分析。
不过，与“大众”
相宜的集体主语往往成为“人民”
，而该术语的典型属性即是它还是“没有固定的内容”
。
然而倘若以今日眼光来阅读霍尔的话，读者们或许会觉得他显得有些“稀奇古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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