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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方面，文化研究的反社会学定义其实重复了霍尔本人较早时期的评估。
纵观霍尔伯明翰时期的思想发展，他因为社会学的固有静态总体观和对意识形态的忽视而批判“主流”
社会学。
②他以毫不妥协的术语强调文化研究中心“断裂”
然后“进入”
阿尔都塞（Althusser）所提出的“复杂的马克思主义”
。
霍尔的批评与20世纪90年代更直接反对社会学的后现代主义不同。
③不过，借助于他的评论以及阿尔都塞关于认知优势主张的力量，当代转向得以实现。
事实上，霍尔坚持认为，正是从社会学领域出发，推动了文化研究中心向“它自己恰当的完整领地”
的前进。
我认为，这些言论足以表明，霍尔很多作品中都存在一个重要的漏洞。
他20世纪80年代写作的大量关键文本缺乏一以贯之的社会学维度。
这个漏洞有一系列后果，能够且应当被填补起来。
霍尔谴责当代文化研究中的“松散的多元化”
和“文本化”
，但我相信，他应当对此承担一定的责任。
评价霍尔的作品，事关沟通其不断变化的重点，而非简单地强调哪一点最重要。
我特别关注他对霸权的解释，这是一个他一直非常有影响的领域。
总的说来，霸权关注的是意义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这是他始终强调和主张的东西，而主流社会学和文本化的文化研究对此少有思考。
葛兰西用霸权这个术语把统治理论化地表达为首先在市民社会的“战壕”
中成型的“智力和道德的统一”
。
①像葛兰西一样，霍尔认为，对全社交网络的共识的文化动员就是对政治权力的巩固。
葛兰西的作品是出了名的晦涩，因此，霍尔等人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葛兰西“开辟了道路”
②。
霍尔建议诉诸一系列源自结构主义竞技场的概念，深入推进葛兰西开辟的道路。
就术语而言，对政治权力的巩固事关国家，对共识的动员事关话语，两者被一种总的接合过程跨越社交网络相互联系到了一起。
我认为，对葛兰西想法的理论重构先是支撑起了霍尔的霸权方法，然后是其理论的各个方面。
我最初研究的是霍尔关于撒切尔主义的分析，主要聚焦他与雅索普（Jessop）等人就国家权力的作用发生的争论，然后研究的他对拉克劳（Laclau）和墨菲（Mouffe）对霸权的话语解读的回应。
20世纪80年代中期，霍尔与这些著名国家理论和话语理论家展开论战，试图澄清自己的方法论。
这种方式很特别。
霍尔善写观点尖锐的文章，同时也不忘关注当下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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