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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域中，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所鼓吹的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意识形态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虚假性，这是对这个颠倒了的世界的颠倒了的反映，资本主义社会掩盖了社会中的真实矛盾和冲突，使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了资本主义的统治。
然而，这一全新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并没有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而是远离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
由此，安德森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它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
作为一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之间日益分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他们既不满资本主义的统治，也看不到变革资本主义的希望，最终陷入改良主义的窠臼和悲观主义的泥潭而无法自拔。
“谈方法是因为软弱无能，讲艺术是聊以**，悲观主义是因为沉寂无为；所有这一切都不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找到。”
②尽管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意识形态批判，但这一“批判的武器”
并没有带来大众对资本主义的“武器的批判”
。
究其原因，安德森指出：“发达国家的左派普遍缺乏现实的战略思想，即不能阐明超越资本主义民主过渡到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可行的前景。
继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同其先辈共有的东西是‘战略的贫困’，而不是‘理论的贫困’。”
①因此，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拥有一种革命的理论，但却缺乏一种革命的策略，始终没能引起革命的行动。
这里的问题在于，这一具有种种差异和内在分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能否被界定为一种传统?这一简单化的统一做法是否会抹杀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内部的不同流派和代表人物之间的相互矛盾和彼此对立?正如林春在《英国新左派》一书中所指出的，安德森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宏观研究路径必然会取消德拉·沃尔佩、科莱蒂（LucioColletti）和阿尔都塞的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或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显著对立。
②如果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共同的历史时代背景下，发展并创造出一种共同的理论模式，那么它可被称为一种传统；如果传统是指某些流传下来的观念和价值体系等思维方式的传播，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无法称为一种传统。
正如安德森自己所承认的，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有机的联系。
“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哲学家使用的语言是空前复杂和难懂的，实际上他们全都极度闭塞，对邻国的理论文化一无所知。
令人惊奇的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中，不曾有过一位理论家对另一位主要理论家的著作进行过认真的评价或持久的批评，从而在其论述中反映出对于著作内容有详尽了解或者反映出最低限度的分析上的关切。”
①假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无法在通常的意义上成为一种传统，那为什么安德森把它界定为一种传统呢?假如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联系的话，那也是极少的有机联系，如果不是一个文化的局外人把他们看作一群相互联系的思想家，那么他们可能会呈现出另外一种分散化的状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安德森自己构建了这样一种传统，这一构建的真正原因不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而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外部，是作为英国经验主义文化的替代品而存在的。
②
总体来看，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审查和批判中，安德森似乎远离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走向了更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
实质上，无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成了安德森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前者为其提供了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后者为其提供了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
在此，经济批判与政治批判相统一，文化批判和政治批判相关联，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相融合，其核心是实践的批判，改变现存的世界，改变现存的社会，最终实现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
（二）阿尔都塞的极端结构主义诠释
在这些欧洲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理论思潮中，对安德森的“类型学”
唯物史观思想产生直接影响的是法国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安德森在这一理论思潮的影响下创立了以他为首的英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
正如在法国，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与以梅洛-庞蒂（MauriceMerleau-Ponty）和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彼此对立，同样，在英国，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与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也针锋相对。
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不仅极力批评了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的理论观点，而且严厉批判了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
在《理论的贫困》（1978年）中，汤普森认为阿尔都塞主义体现出“理论帝国主义”
和唯心主义的种种倾向，两年之后，安德森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1980年）中做出了激烈的反驳，认为阿尔都塞开创了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双重事业。
“这种由阿尔都塞和巴里巴尔（EtienneBalibar）所尝试的体系化的概念阐释就是一种原创的和富有成效的事业，它产生了比任何先前的马克思主义讨论更为具体的和精确的解释，无论汤普森能否从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中列举出。
其贡献的合法性和成效性至少可以在两个领域中被看到。
一方面，它开启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一种更为密切的理论考察，其中最为明晰的和批判的标准是G.A.柯亨（G.A.Jerry）的哲学著作。
另一方面，它也影响了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经验研究的重要著作：盖伊·博伊斯（GuyBois）有关诺曼封建主义的伟大研究和皮埃尔-菲利普·雷伊（PierrePhilippeRey）有关法国对刚果殖民主义影响的重建是其核心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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