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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年纪事是中国史学古老的传统，以《春秋》、《左传》为代表的编年体史书曾在古代史坛上独领**。
但《史记》、《汉书》等规模宏大、囊括力强的纪传体史书出现后，立即受到人们青睐，编年体却相形见绌，长期被冷落。
《汉纪》撰写的成功，使人们对这一体裁刮目相看，认识到它的相对优势。
于是编年史体重新崛起，从此，“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
[75]。
编年体获得了与纪传体并驾齐驱的地位，中国史学迈入进一步发展的坦途。
荀悦处于东汉末衰乱之世，力图通过修《汉纪》为社会提供有益的鉴戒。
他宣称：
凡《汉纪》，有法式焉，有监戒焉；有废乱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灾异焉；有华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权变焉；有策谋焉，有诡说焉；有术艺焉，有文章焉。
斯皆明主贤臣命世立业，群后之盛勋，髦俊之遗事。
是故质之事实而不诬，通之万方而不泥。
可以兴，可以治，可以动，可以静，可以言，可以行，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惧败。
兹亦有国之常训，典籍之渊林。
[76]
《汉纪》是自觉把写史与封建政治结合起来的史学作品。
书中丰富的内容，大多与治乱安危密切相关，而唐太宗从封建政治角度，对这部书概括出的“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
[77]则是根本性的。
为治之体应包括治国与安民两大方面。
对于国家管理，书中既总结了文帝、景帝、霍光等实行的妥善政策措施，也对西汉一代典章制度的得失，作了系统评论。
读之可以给人以较深的历史教育。
荀悦有很突出的重民思想。
书中论道：“圣王之有天下，非以自为，所以为民也。”
正确的理民指导思想应该是，君主“不得专其权利，与天下同之，唯义而已，无所私焉”
[78]。
基于这样的认识，书中比较注意记载西汉一代的经济发展情况，强调丰衣足食对于社会安定以至道德建设的重要作用。
书中还经常以是否利民作为评判是非得失的标准，对君主集权专制的弊端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
他认为“非天地不生物，非君臣不成治。
首之者，天地也；统之者，君臣也。”
[79]君臣承担着统理天下的重任，他们的贤否直接关系天下兴亡。
君臣之义的最高体现，就是君明臣贤，上下相得，并力为治。
这个看法较之于片面强调忠君，要通达得多。
书中着力记载西汉一代明主贤臣治国安邦的成功经验，特别是记录了大量忠臣直谏的感人事迹。
对于健康地协调君臣关系，很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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