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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王刘安也“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
[8]。
梁孝王刘武则“使诸游士各为赋：枚乘作《河柳赋》，公孙诡作《鹿赋》，邹阳作《酒赋》，公孙乘作《月赋》，韩安国作赋不成，邹阳代作”
[9]。
汉武帝爱好文学，更加重视文人，身边聚集大批文人为之歌功颂德。
一些辞赋家也因此步入仕途。
武帝还经常以奖励的方式鼓励人们作赋，相传枚乘赋《柳》，赐绢五匹；相如赋《长门》，得黄金百斤。
上有所好，下必从之，于是群臣鼎沸于下，献赋、考赋也出现了。
至东汉，考赋取士还成为一种制度。
统治者的提倡促进了辞赋的兴盛，同时也使辞赋成了颂圣的工具，“劝百而讽一”
，直接为统治者服务。
其四，文体自身的发展，也是辞赋兴盛的原因之一。
从文学史的发展规律看，一种文体在某一时期特别发达，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是起一定作用的，同时也受其他文体的制约。
两汉时期，《诗经》体式的四言诗已经衰落，五、七言诗以及乐府民歌正在民间酝酿，还没有进入文人的创作领域。
论说文和文学已逐渐分家，史传自司马迁之后，也向着与文学分家的方向发展，而其他的一些文体更不能充分满足皇朝统治的需要和作者表达思想感情的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于战国时期而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辞赋就自然成了文人注目的焦点。
再者，从学术思想的统治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文学宗旨是宗经明道。
汉代辞赋以歌颂为主，间以讽喻，完全符合儒家学术思想的要求，从而在两汉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汉代前期的骚体赋
自汉高祖刘邦建汉至武帝初年，约有六七十年时间，这一时期的辞赋创作，仍继续着楚辞的余绪，以骚体赋为主流，并在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向散体大赋过渡和分流。
汉初辞赋，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陆贾赋3篇、朱建赋2篇、赵幽王刘友赋1篇、贾谊赋7篇、庄忌赋24篇、枚乘赋9篇、淮南王刘安赋82篇以及淮南王群臣赋44篇。
其中陆贾、朱建、刘友、刘安之赋已全部亡佚，不能具论。
所余4家，以贾谊和枚乘之赋最为著名。
（一）贾谊
贾谊少年聪慧，18岁就以能诵诗书、善属文闻名于郡中。
后以廷尉吴公之荐，被召为博士，时间不长，即被超迁为大中大夫。
贾谊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思想家，对秦及汉初的政治经济均有过深入的研究，他从巩固汉朝的统治出发，提出过诸如削弱诸侯势力、积贮粮食、抵抗匈奴以及建立封建等级秩序等一系列主张，其中有的为文帝所采用，有的则为后来的武帝所实施，极有功于西汉皇朝。
然而，正当他以过人的才学识量深受皇帝器重，功业发展如日中天之时，却遭到权贵忌害。
文帝以贾谊才能过人，准备任以公卿之位，朝中大臣周勃、灌婴等百般阻拦，间以谗言，于是文帝开始疏远他，贬为长沙王太傅，后迁梁怀王太傅。
文帝十一年（前169年），梁怀王堕马死，贾谊自伤“为傅无状”
，郁愤而死，年仅33岁。
《吊屈原赋》就是他被贬长沙，路经汨罗屈原自沉之所时有感而作。
楚国先贤屈原忠耿忧民，无端受佞臣谗忌而不见信于楚王，被流放沅湘，最后自沉汨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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