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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贫与语”
，表现了生活贫困的窘境以及极想摆脱而又摆脱不掉的无奈心态，于谐谑中寓悲愤辛酸，最后以“贫”
作答，赞颂清俭治世，谴责奢富乱政，抨击了皇朝末世的堕落与黑暗。
所谓“昔我乃祖，宣其明德。
克佐帝尧，誓为典则。
土阶茅茨，匪雕匪饰。
爰及季世，纵其昏惑。
饕餮之群，贪富苟得”
。
这种立意不俗，寓庄于谐，揭露深刻的作品，不能不说是赋体的一种创新。
《解难》则表达了作者对自著《太玄经》的自负，认为“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
，以与世俗见解相对抗。
《酒赋》采用借物喻人的手法，以汲水之器比喻高洁之士，以盛酒的皮囊比喻得势小人，表达了自己的愤世嫉俗之思。
在写作手法上，扬雄的不少大赋都打破了他以前大赋创作的客主问答的体式，如《甘泉》《河东》二赋皆以简洁叙述开头，不设客主问答，显得别致而不落俗套。
再者，扬雄的一些赋虽有艰深之弊，但绝大多数很少用僻词奇字，且善于运用长句，使气势遒劲。
又善于炼字，极尽刻画形容之致，这些，较之司马相如的赋在艺术上都是一种进步。
扬雄对赋体文学的另一个贡献就是对风靡一时的散体大赋进行理论上的批判总结，概括了大赋的特点及缺陷。
这个问题我们将在本章第五节讨论，此不赘述。
（五）班固和张衡
作为生活在东汉经济最繁荣的明帝、章帝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班固对“润色鸿业”
的散体大赋是极力提倡的。
他还身体力行地创作了著名的《两都赋》。
《两都赋》在结构与手法上完全仿效司马相如的《子虚赋》。
极尽铺排地描写了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的繁盛景象，虽不时流露出委婉的讽刺，但以替朝廷说教的成分为多。
和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相比，班固《两都赋》自有特点。
其一，他所描写的内容，已不再像司马相如那样重在选择宫苑、游猎进行描写，而是以东、西都的山河形势、制度文物为中心，着力渲染，所包括的内容要广阔得多。
其二，真实的成分增多，虚夸的成分减少，夸大渲染之中不失真实，保存了许多较有价值的史实资料和现实内容。
其三，对偶句增加，散文句减少，形成了一种典雅和丽的风格，且于典雅中又不失刚劲之气。
大约正是如此，班固被人们与司马相如、扬雄、张衡并称为汉代四大赋家。
《两都赋》所开创的京都大赋体制，直接影响了后来张衡《二京赋》及西晋左思《三都赋》的创作。
张衡（78—139年），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人，是东汉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和文学家。
他生活在政治腐败的东汉中叶，创作过很多赋体作品，有模拟前人者，有及时创新者，而《二京赋》则代表了他大赋创作的思想倾向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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