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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方、刘两人。
《清史稿》本传中说他“论文根极于道德，而探源于经训。
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乃抉其微，发其蕴。”
他将方苞、刘大櫆的文学主张引申扩充，以古文理论为中心，沟通时文、诗歌、辞赋等多种文学样式，建立起相当完整的理论体系，使桐城派的理论更加系统化。
他说：“吾尝以为文章之源，本乎天地。
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
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
[14]他所说的“道德”
，并不是伦理学范畴，而是哲学范畴。
“道”
即自然天地的根本规律，“德”
是个别事物的特殊本质。
姚鼐直接把文章之作提高到与自然规律相一致的高度，提出“艺与道合”
，强调文学的社会本质和功能，把传统的道、艺观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在文章写作的诸要素中，他提出“才”
与“法”
两大范畴，“才”
指作者的才能，是作者主观天赋、学力、思想的综合表现；“法”
指文章自身的规律，他认为两者应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特别注重义理、考据、辞章合一。
他说，“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致于相害”
[15]。
主张兼收并蓄，在程朱、韩欧之外，加上郑许等人的考证，以考据为义理和辞章服务。
他还提出为文的“八要”
：“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
[16]这里的“精”
，相当于文章的内容，“粗”
相当于形式。
他认为：“学者之于古文，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
关于文章的风格，姚鼐提出阴阳刚柔之分，并认为这是因作者“才性气质”
不同所致。
这些理论在方、刘两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
《古文辞类纂》就是在其理论指导下编纂的一部古代散文集，流传极广。
姚鼐的散文创作，内容比较单一，多是一些以个人生活为中心的抒情、写景以及谈艺论文之作，语言简洁，层次分明，剪裁得体，风格上偏向于阴柔之美。
其中尤以写景类散文艺术成就最高，如《登泰山记》，写深冬季节泰山的景象，色彩鲜明，形象生动，特别是日出时的奇异景象，作品中描绘得极为逼真，如诗如画，令人神往。
作者在描写景物的时候，善于用非常精炼的语言，用烘托渲染的手法，把泰山雄奇壮丽的景色凸显出来，绚丽而不浓艳，疏淡而不萧瑟，苍劲朴茂，功力深厚，显示出桐城派散文的特色。
桐城派发展至姚鼐时期达到成熟阶段，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
桐城古文一时风靡天下，步其门庭者日众，有“天下文章，尽出桐城”
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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